［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2)02-0088-10 清季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作为对外实施“商战”的一项重要措施，自行开放了三十几个通商口岸，这些口岸当时被称为“自开商埠”(port opened voluntarily by China)，以区别于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条约口岸”(treaty port)。对于条约口岸，学者已作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而自开商埠研究方处于起步阶段（注：目前涉及清季自开商埠的论文主要有：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91年6月（案：张文着重讨论了开埠的过程，对商埠的建设、章程制度的拟定以及开埠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论及）。杨天宏：《清季首批自开商埠考》，《历史研究》1998年2期；《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运作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2期；《清季自开商埠的经费收支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2期；《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与清季外贸场域的拓展》，《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3期。张践：《晚清自开商埠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单个自开商埠研究相对多一些的是山东周村，有关成果收录在孔令仁、李德征编《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在自开商埠近代工业发展状况及其工业化程度的估量方面，目前尚无有价值的成果可供检索。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点拾遗补阙的工作，略展其内涵，以引起学者对自开商埠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视。 在1898年清政府作出自开商埠决策之前，多数后来被称为“自开商埠”的城镇工业发展水平尚停留在家庭作坊或手工工场阶段，还没有进入机器工业时代。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开始了早期工业化的努力，条约口岸作为先行者，奠定了近代工业的基础，少数省会级的后来辟为自开商埠的城市也引进了机器生产。但此时的清朝统治者还主要着眼于“兵战”，旨在“求强”，对于“求富”特别是对能够真正构成“商战”之本的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尚不甚措意，因而大多数洋务活动都被限制在军事工业的范围内。大概除了湖北武昌因张之洞的倡导及身体力行可以作为唯一的例外，后来的自开商埠当时不仅基本没有近代民用工业，就是军工企业，也少得如同点缀。 例如，在昆明，开埠之前只有云南机器局和云南矿务招商局两家以蒸汽机作动力的近代企业。前者在1871年创办，系官办兵工厂，主要生产枪炮；后者在1883年创办，开采铜矿，主要用于铜币制造。两个工厂基本上都不生产民用产品[1]（158-159页）。济南开埠之前除了官办的与云南机器局同样性质的山东机器局之外，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在称谓上具有近代色彩的“铜元局”、“教养总局”、“工艺传习所”实际上只是官办的手工工场。如1902年创办的“工艺传习所”，虽下设铜铁、木器、绣货、花布、造车、毛毯6个“工厂”，但却没有动力机械；从雇佣关系的角度考察，该局系吸收游民从事强制性生产，工匠对厂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近代工业企业[2]。 昆明、济南系省会城市，其近代工业的发展状况尚且如此，非省会城市自开商埠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就更加低下，有的甚至连传统的手工业也没有。岳州在清季也没有近代机器工业，1901年设立的开采辖区内铅锌矿的宝成公司，系雇佣工人拣富矿即土法采掘；10年后接手该公司采矿的由长沙资本家集股组成的丰大公司，也未见使用机器设备的记录[3]（101页）。周村的近代工业在1909年才开始在缫丝领域创设，此前虽以发达的丝织业著称，但多属家庭手工业，境内1000余织户，共拥有手工织机1万余台，工人1万余人，平均每户只有织机10台，工人10人，可见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均十分狭小[4]（239页）。三都澳在开埠前只是一个荒凉的渔村，“除了几间破旧农舍以外，看不到其他东西”[5]（157页）。其他地区的情况或与昆明、济南相似，或与周村同类，或与三都澳处于伯仲之间。就整体而言，自开商埠在开埠前均处于前工业化时代，工业发展状况十分落后。 但是，随着商埠开辟、外国机器工业产品的启示效应越来越明显、国人对发展实业的认识逐渐加深以及通商带来的货币资本的增加和投资实业条件的日益成熟，近代机器工业在自开商埠开始起步发展。以昆明为例：前已述明，开埠前昆明只有两家洋务官办非民用的近代企业，但是在1905年奏准开埠之后，短短5年时间内，其近代工业便发展到近20家。创办及经营情况详见下表： 表一 昆明开埠后近代工业发展状况表（1905-1910年）（注：参阅云南经济史编写组编《云南近代史》，第161-162页。案：1.原表为“云南近代工业表(1872-1910)”，系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云南经济》、《续修建水县志》、《昆明市志》等书统计编制，未注明这些书的详细出处，本文引用时仅选取其中有关昆明开埠之后的部分。2.卷烟业的“六合兴旺有限公司”资金仅0.025万元，作为近代机器工业，似乎少了一点，这里或许数据有误，或许该公司并不属于近代企业。3、耀龙电灯公司的创办时间据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第917-950页）所载为1912年，创办资金为1200000元，两者出入较大，或许后者包括了后期投入在内。）
由上表可以看出，宣布开埠之后短短几年间，昆明的近代工业已经迅速从军用工业拓展到民用工业领域。其开办形式也由刚开始时的官办发展为官商合办与商办，而商办则构成了民间投资办厂的主要形式。一些商业资本家除了继续从事商业贸易之外，也开始改变传统的只将商业资本用于购置田地及房产的做法，投资近代产业，将一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如耀龙电灯公司的19个主要发起人中，有资料可查的16人都是商业资本家，分别经营票号、川货、茶叶、棉花、绸缎、书籍、油房、盐庄、药材、纸张、海味等业务，他们都在耀龙电灯公司投放了资本。昆明开办近代民用企业之后，很快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就是同期创办的军工企业，在满足军需的同时，亦能提供一定数量的民用产品。如云南陆军制革厂的产品，“先尽陆军需用，其余之货列为商品，平价相售”[6]（63页）。印刷局除为政府印制文件表册外，还对外营业，提供印刷服务。尽管由于资金、技术缺乏，开埠后昆明创办的近代工矿企业并非全部使用机器生产，手工劳动在全部劳动支出中还占有相当比例，但这些企业毕竟为昆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力要素，推动了昆明城市经济的发展[6]（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