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3;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2)01-0013-12 近代南洋琼侨的经济活动具有鲜明的移民社会特征，形成了带有浓厚地域性色彩的职业类型，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商业巨子和成功人士，成为东南亚华侨经商网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对其所在国家和祖国故乡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产生过良性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近代史上南洋琼侨的职业类型、商业网络和社会贡献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在持续着，并将继续发挥其作用。对近代南洋琼侨职业类型和经济机能的考察，是琼侨移民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南中国海经济圈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可是至今鲜见有人涉足这一领域，因而留下了许多历史空白，也留下了极大的探索空间。本文意在对这一课题作一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论述。 一、初期移民的艰辛 伴随着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发东南亚、掠夺殖民地的历史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极为迫切，恰在此时，世界范围内的黑奴贸易遭到废止，而中国国内生存状态的恶化和鸦片战争后海禁政策的松弛，又造成了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强烈愿望和现实可能。种种历史机缘的凑合，使得华南沿海省份的廉价过剩劳力成为东南亚劳动市场的主体部分，同时也就决定了近代史上南洋华侨的基本性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洋琼侨的绝大多数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苦力”移民、即“华工”的身份烙印。 乘坐“海上浮动地狱”的“猪仔”（注：所谓“猪仔”，参见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组织与生活[A].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9(3),27-38.）船，在海上漂泊十多天，历尽艰难险阻之后，华工们终于抵达了东南亚的目的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而只是苦难的开始。20世纪初日本人的调查显示：南洋华侨的“职业种类，多为下等劳役，也有一些作为商店伙计、私塾先生而去海外的，还有一些以医生等其他独立职业为目的者，不过，据说这样的人极少。大多数前往海外者并无在海外永住的意图，只不过是一时外出干活而已，仅仅数年之后，各以达到预期目的便行归国。”[1]从海南岛出发的移民人群，多为海南和广东雷州半岛南部的农民，“这些移民到海外从事的工作，主要为外国老板支配的锡矿山的矿工，或为橡胶、胡椒种植园里的农夫。这两种工作均为从早晨六时开始到傍晚五时为止的酷重劳役。”[2] 华工们所遭遇的，是沉重的劳役和野蛮的剥削，有时身受的虐待甚至比黑奴更甚。奴隶作为主人的终身财产和劳动工具，如果折磨死了，还要花钱再买，因此同对自己的牲畜一样，会有一定的体恤。而契约华工为主人劳动则有契约期的限制，那些灭绝人性的殖民者，总是设法在短时期内，用最残忍的手段，尽可能地榨干华工的全部血汗。正如1860年英国《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一篇文章所说：“契约华工劳役一听主人之便，华工虽至劳死，亦非所顾，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盖黑人乃永久之役，主人常恐其积劳致疾，有误其工，故待之较优。若华工则因期限有定，如不严加逼责，必致期满尚有余力。故在八年内，力求其食用少而出力多，倘能于一年内竟八年之功，则其身虽殁亦可弗恤。”[3] 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工，既无人身自由，又无法律保障，一切基本人权均被剥夺，集中居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简陋不堪的寮棚里，每天劳动十几小时甚至20小时以上，“历年以来，惨死者实以万计”[4]。据一位亲身经历的华侨控诉说：那些矿山主和种植园主“有以粪污令新客（华工）自食者；有以乱棍击死者；有以辫子系在马车之后，纵马奔走，而致手足折伤，因以毙命者；有以四肢用绳悬起，抛击致死者；有以乱脚踢毙者……不一而足。”[5]在英属马来亚，契约华工的死亡率特别高，1910-1920的10年间，华工的死亡率每年平均为20%，比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居民的死亡率高7倍，比当地欧洲人则要高出23～30倍。[6]出洋的海南籍华工，“有的半途被虐待摧残至死，30%则在到达目的地后被折磨客死他乡”[7]。当时在海南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的亲身见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有许多男人在南洋死去，如果你走到海南的乡间，有时就会看到8到10个坟墓排成一排，这些坟墓排列得如此整齐，足以激起人们的好奇之心。经过向当地人打听，原来这些坟墓是建来为那些丧身南洋的男人们招魂用的，其中只不过是埋着一只青蛙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8]。可见不仅是身丧异乡，而且还尸骨无存。民国初年，一位海南人士致函孙中山，述及此事：“……中国沿海一带，所谓出洋营生者实无处不有，然所谓受人卖猪仔绝少，而琼州则除自行经营者外，每船所载，为人卖猪仔者实属多数。于船上受人禁锢，到彼岸受人鞭挞，死于此者不知凡几。乃前者死，后者继，不以为苦反以为安者，曷固因内地谋食艰难”[9]。真实地反映了南洋琼籍华工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非人待遇和超出人体极限的沉重劳役。 在华工的默默劳作、斑斑血泪和累累白骨之上，换来了东南亚殖民地的财富和繁荣，无论在东南亚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哪个行当，到处都留下了华工的足迹，留下了华工以极端艰苦的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这一点，连殖民地的统治者们也不得不承认。英属马来亚联邦总督瑞天咸(F.A.Swettanham)在其所著的《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一书中写道：“当劳动力极度缺乏时，数以万计的华工被引进马来亚”。“从开始到现在，开采锡矿的全是中国人。经他们的努力，全世界用的锡一大半是马来亚供给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和事业心造成了今日的马来亚……他们是开矿的先锋，他们深入蛮荒，开辟丛林，冒尽一切危险取得巨大成功。他们的生命常遭牺牲……殖民政府的全部收入是从华工的劳作、消费和娱乐以租税形式征收来的”。“在马来亚联邦的进步发展中，华工及其业绩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决定性作用。”[10]另一个马来亚殖民官员维克多·泼赛尔也说：“假如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而“如果没有现代的马来亚所提供的橡胶，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巨大的发展。”[11]在荷属苏门答腊印度岛东岸，一百多年来，被掠到该地的华工达60多万人，在种植园和矿山中服其劳役。[12]荷商公司德里烟叶种植园年产烟叶占全岛烟叶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这里雇佣华工最多，获利也最大，1900年时雇佣的华工为9000人，从1893-1903年的11年中，公司股东红利总额为股本的425%，另提公积金，为股本总额的两倍。[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