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2-0130-06 一、洋务文化与文化嫁接 所谓洋务文化，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洋务运动基础上形成的以“中体西用”为基本模式，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特质的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洋务文化就是近代中国的原生文化。这和将先秦文化视做中国古代的原生文化的道理是大致相同的。但是，洋务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母体新陈代谢的结果，而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新文化的元点是中西文化不和谐的对接后的再生物。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是明末清初的二百年间。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近代的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乃至绘画艺术等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较多的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如《论语》、《大学》、《中庸》等名著以及一些历史著作也在欧洲扎根，汉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开始进入欧洲的大学讲堂，并对17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发生了某种影响。这种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伴随着清廷的“禁教”而中断，至于中西文化的嫁接则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从表面上看，其原因是清廷的闭关自守，但深层次的因素则是没有出现文化嫁接的有效机制。从文化的传播者来看，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这时的侵略重点还不在中国，还没有把开拓中国市场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来华的传教士的背后只有宗教文化的需求，而没有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的支撑，因而其动力是有限的，其手段也是和平的，更不会采取最野蛮的战争手段强迫对方接受他们的文化。嫁接者的一方在主流上是自然主义占主导。从文化的接收方来看，中国即使不吸收欧洲的新文化，也不会危及国家的生存和社会的安宁，因而也没有必要进行社会经济直至人文环境的变更，这就使外来文化找不到生根的土壤，成了无本之木，难以开花结果。文化的根深藏于社会经济当中，没有社会经济变动的文化交流，即使规模再大，也不会创造文化的新质，引发文化的流变，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就像中国古代的佛教输入一样，虽然规模大，时间久，但因为没有引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新变动，顶多只能使佛教文化与儒学融合在一起，而没有产生文化的质变，创造出另一种新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则是另一种样态。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抢占中国市场，不惜发动战争，强迫清政府按他们的愿望行事，文化交流完全是在强迫的情况下不公平地进行的。如果中国拒绝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者就要灭亡中国。另一方面，清政府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欺压自己的列强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是否吸收西方文化和中国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又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更新。两种异质文化就不知不觉地搅在了一起，首先浮出水面的就是以吸收西方“器物”为中心的洋务文化。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嫁接，由于有了一定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依托，所以出现了新的近代意义，远非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类比。对此，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逝世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与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我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而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压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1](p10-11) 这段话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1)社会的普遍价值和文化抽象，如中国古代社会的纲常义理和理想追求，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升华出来的文化也不会变；反之亦然。(2)文化的交流和嫁接，如果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变动，就不会触动固有的文化发生变异，如佛教文化虽然大量传入中国，但没有动摇中国古代文化“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故我。(3)清道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文化的根基渐渐远去，几乎用不着西方文化施压，中国旧文化就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变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陈寅恪所论述的这三点，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即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着文化的风貌，只有影响到社会经济领域变革的文化嫁接，才会出现文化的质变。对照洋务文化的生成过程，和陈寅恪先生的高论完全吻合。 洋务文化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这种经济活动，不仅改变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时那种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的尴尬局面，为西方文化的植根中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使中西文化嫁接变成了可能。洋务运动的纲领是“借法自强”。洋务理论家王韬说得好：“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2](P3370)这里的“法”，就是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即枪炮、军舰、海防、工厂企业、航运、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各种科技、商贸往来等等；这里的所谓“自强”，就是通过移植这些新东西，使衰弱的清廷一天天强盛起来。如果从19世纪60年代算起，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五年的洋务运动明显分为“求强”、“求富”两个时期：1880年之前的二十年间，主要以军事工业为主，重点在强军，改善国防；1880年后的十五年，除了北洋海军之外，较多的集中在一般的民用工业，侧重点放在了“求富”、积累资金上。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李鸿章等洋务派深深感到，难以解决单纯办军事工业带来的资金、技术、市场等一系列问题，试图通过民用工业的兴办来弥补这些缺陷。由此不难看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一个整体，重工业和轻工业是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的，妄图将其割裂开来是根本行不通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清政府及那些洋务大员的初衷，不但试图将洋务运动局限于军事的狭小范围之内，更不想波及到教育文化领域。但是，严酷的现实是：没有高水平的民用工业作基础，军事工业是不可能大发展的；没有现代的教育作依托，工商业的高速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洋务派一启动洋务事业，就要和外国人打交道，但没有外语人才，于是1862年就办起了近代最早的外语学堂——同文馆。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建海军，更需要新的人才，不得已又兴建了各种军事、技术、职业学堂二十多所，同时向欧美派出了近三百名留学生。办学堂一需要师资，二必须有新教材，于是从国外引进师资，大量翻译西书。在教书、译书、从事科技以及各种洋务活动中自然产生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新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要创造新文化。和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新文化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上，从广义上讲，从西方引进的机械、大炮、火车、轮船、电信等，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物质文化。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运转的过程，又必然带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变动，直至引发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所以，洋务派企图将生产力和文化割裂开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引进不可避免的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起了分解作用，恰是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挖开了封建专制大厦的墙角，带动了封建文化的近代转型。由此可见，洋务文化是洋务派引进西方生产力的必然结果，中西文化的真正对接是以洋务运动为契机的。当然，这种“中国式”的近代文化，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有别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亦洋亦土”，自成体系，是一种嫁接很不完美的畸形文化。这和洋务文化生成的特定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机制是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