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间，上海报刊舆论中出现了许多反映新情况的新话语，这些新话语推助了传媒间的话语革新和话语转换，促使上海乃至全国言论氛围和政治气候的转变，推动了武昌起义和共和革命高潮的到来。本文谨就清季上海报刊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一述论，祈识者评正。 一、上海：清季国内舆论传播中心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对外口岸和经济中心，是中国最大的“商场”（商埠），又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洋场”（租界），其独特的地位和环境使它长期成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首要发源地和许多变革潮流的重要策源地。洋务运动期间，西学首先从这里初兴。戊戌维新运动中，上海《时务报》一时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假途于日”，“通过日本学西洋文化”，形成了留学日本和翻译日本西学书籍的热潮。上海一时成了留日学生行前的主要出发地和回国后的重要居住地，成为国内翻译和出版日本书籍的主要地区和革命派在国内的最大宣传中心。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01至1904年间，中国译书533种，其中321种即约60%是“从日本重译过来的”。而其中大多是在上海出版和发行的（注：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283页。）。再之，冯自由在清末《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收列115种图书，其中40种在日本出版，11种在香港出版，5种在欧美出版，4种在南洋出版，4种在汉口出版，而其余51种都是在上海出版（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6～156页。）。另据《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所列，武昌起义前海内所出刊物103种，上海65种，外地38种；其中革命刊物33种，上海24种，外地9种，有近四分之三集中在上海（注：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至第五集，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出版。）。可以说，上海是清季国内舆论传播中心，它对清末共和革命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厥功甚伟。 二、上海庚子时论：话语转换由此起始 报刊舆论是一种大众传媒。从传播学的视角去观察，一种新思想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话语转换和话语革新过程。历史表明，共和革命思潮从甲午战后的一种潜流，到二十世纪初发展成为一种显流，是与话语转换和话语革新相联系的。而这种话语转换和话语革新，实际上在庚子年间上海时论中已初见端倪。 1900年1月24日（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立储”上谕发布后，“沪上人心沸腾”。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络寓沪绅商计1231人，联名电陈总署代奏：“请皇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苏报》发表这份电文并开列签名者中的50人名单（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影响很大。《新闻报》的社说责问：“不废之废，何以告海内？”（注：《嗣统踈言》《新闻报》1900年1月26日。）《中外日报》则说此诏为“上迫于母后，下挟于权奸”所下，抨击“太后此举”是一种“日暮途穷，不为久常之计”的表现。并借西人之口，称赞“经某”“忠勇”，“虽已避匿，但已为皇上办一件大事”，并警告，若逼皇上退位，“恐南省难免大乱”（注：《恭读二十四上谕恭注》、《北京 西人言近事》，《中外日报》1900年1月26日、2月25日。）。这些言论中只是用了些“权奸”、“大乱”等比较刺眼的词汇，虽尚未出现新话语，但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对向思维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却成为话语转换的一种言论前提。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严重搅乱了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在“南和北战开奇局”的情势下，上海思想舆论界异常活跃。7月下旬，在唐才常等人策动下，“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确定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络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等五项“联会之意”，定名曰“中国议会”（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又称“中国国会”。曾有英文宣言，后汉口自立军起事时译文以《汉口自立会宣言》名义发布，说：“变旧中国为新中国，我辈之责任也，我辈宜亟谋皇帝复辟，而创立宪帝国”（注：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止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0页。）。这种“中国议会”、“中国国会”以及“变旧中国为新中国”，无疑是很新鲜的话题。其时，上海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说性文字，尤其是反映上海和东南维新人士和绅商意见的《中外日报》，发表了不少从中国“内政”方面思索时局本源的言论，使用了不少以往所未见或少见的新话题和新话语，开阔了人们的思想空间。譬如说，“北方虽乱，然祗二、三满贼主之”（注：《论沪上兴办商团之有益》，《中外日报》1900年7月9日。）；“满党”敌政，“不能不使南北分疆而离立”（注：《固南援北策》，《中外日报》1900年7月12日。）；“合诸省为联邦是第一要着”（注：《筹南十策》，《中外日报》1900年7月14日。）；“推翻满政府之言，犹秦季时之言亡秦”（注：《论西迁后之变局》，《中外日报》1900年11月5日。）；谴责“北京贼政府”、“无知满员”（注：《东南变局忧言》，《中外日报》1900年7月7日。）；“八股灵长之胙，与满洲国运相终始”（注：《砭俗》，《中外日报》1900年9月25日。）；“挠乱吾国家者，不在汉人而在旗人”（注：《愤言一》，《中报》1900年7月1日。），“今日中国之大势，盖在南而不在北”，“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注：《国地制宜说》，《新闻报》1900年7月3日。）；“考之大局，其当迁都南京”，“收旧邦新命之效”（注：《回銮私议》，《中外日报》1900年10月18日。），等等。从而显现出清朝统治格局中的“满汉”、“帝后”、“新旧”以及“南北”等界限的扩大和深化。这些虽还不是革命舆论，但它们作为一种涵有革新和批判意识的言词，在传播中被演绎、复制和引伸，变成了一种变革的种子，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上海、东南乃至全国的言论氛围和政治气候。自立军失败后，革命和改良的界线渐明，人们对孙中山的观瞻大不一样，这固然是时局的推动，但也与时论中的话语革新与辐射推动思潮发展有关。就此而言，上海庚子时论以及当时维新派报刊和书籍所发挥的传播学上的作用，也应予以必要而切实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