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1-0005-10 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政治转型意蕴的社会运动。伴随传统政治理念解构、现代政治理念建立，这场社会运动也造成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其间最重要、最典型的是“革命”、“共和”这两个中坚概念（或曰“关键词”）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而外来语对固有语的意义渗透和改铸，又是导致这种转换的重要助力。通过“革命”与“共和”这两个中坚概念变迁史的考察，可以窥见清民之际思想文化层面发生的古今间的遗传与变异、中外间的融会与冲突。 一 革命与共和，本来都是中国古典词汇，均创制于先秦。革命是由“革”与“命”组成的动宾结构词。“革”的要义，一为动物皮之总称，二为变更。含“更改”义的“革”字，同其他字组合成一系列动宾结构词汇，如“革心”、“革制”、“革面”、“革弊”、“革凡成圣”、“革故鼎新”等等。“命”有生命、命令诸义，泛指上天赐命人间，故称“天命”。《论语·颜渊》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便是天命义的古典表述。中国古代天命论认为，不仅个人的生死祸福取决于天命，王朝及天子权力的获得，也来自上天的册命，臣属的官职俸禄又得自君主代表上天所作的册命。明太祖朱元璋正式规定“奉天承运”句式（注：（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后来相沿为帝王敕命中的套语。 在中国古典话语系统中，王朝及天子的权力受命于天，而天命不是恒久不变的，如周公所谓“惟命不于常”（《书·周书·康诰》）；天又是无言的，其意向往往通过“民心”得到体现，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民心（或曰人心）的向背，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故违背天意民心便会发生王朝易姓，也即革去该王朝的天命，简称“革命”，即变更天命的赐与对象。这种“革命”古典义（改朝换代）的较早表述，见于《周易》革卦的传文：“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卦·彖传》）。意谓：天地自然不断变革，方造成春夏秋冬四时更替，万物才生生不息。人类社会亦遵此法则，商汤赶走昏暴的夏桀，周武王讨伐无道的殷纣，就叫革命，这种革命既顺乎天意，又应乎人心。唐孔颖达的《周易》疏，对“汤武革命”具体阐述道：“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正义》卷五）。孔颖达的疏文不仅论证了商革夏命、周革殷（商都迁殷后称殷）命的正义性，还特别指出，“革命”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变革，它是一种武装夺权的暴烈行为：“计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周易正义》卷五）。 《周易》从哲理上论证了“革命”的合法性，并披露其大动“干戈”、“极其损益”、“相变甚者”的暴烈特征。《尚书》中的《汤誓》、《泰誓》、《仲虺之诰》等篇则具体叙述了“汤武革命”的史实。《孟子》虽未出现“革命”一词，却从“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出发，认为对于虐民、害民的独夫民贼“可伐”、“可诛”。齐宣王问，商汤放逐夏桀，周武讨伐殷纣算不算弑君犯上？孟子毫不含糊地答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将武王伐纣称之“诛杀独夫民贼”，全然不是“弑君”，并指出民众对武王的行为竭诚支持、衷心期盼，“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可以说是革命“顺天应人”的注脚。 先秦儒家的另一巨匠荀子已较多地论及“尊君”，却也有“君为舟，民为水”之喻，留下“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名论。荀子认为，君主虽然尊贵，但道义高于君主，君主背道，臣民有理由“从道不从君”。他还强调，君主应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荀子·儒效》）。荀子批驳“汤武篡夺”论，肯定汤武革命的正义性：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荀子·正论》）。孟、荀学术路线歧异，但两者支持“汤武革命论”则别无二致。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更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吕氏春秋·贵公》）的警辟之论，也是对“汤武革命”合理性的一种呼应。 《周易》、《尚书》、《孟子》、《荀子》阐扬的“革命”，构成古代中国政治进程的必要环节：当一个王朝的腐败达于极点，全然背弃民心，已不能通过“内改革”得以调整时，“天命”便发生变革，其授予对象转移，具体表现往往是异姓起而以暴力夺权，改朝换代，相应发生制度更新，以顺应时势、人心，即所谓“革命创制”（《汉书·叙传下》）。孙中山曾引述一位英国人的论说，以揭示“革命”在中国政治机制中的特殊作用： 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立法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易之[1]（第442页）。 总之，在中国政治系统中，一个王朝的统治权并非永恒不变的，此即《诗·大雅·文王》所谓“天命靡常”。暴力夺权，变革天命乃中国政治的题中之义。这种理念成为高悬帝王头顶的“达摩克斯剑”，是对君主专制的一种制约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