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述评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以下简称《史料》）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人员编纂的一部大型档案汇编，曾列入全国社科重点出版项目。该书的选编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1963年10月，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已从馆藏清代档案中完成了辑有6000余件档案、600余万字的初稿。当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对此项工作十分关心，在“逐字细阅了这部史料初稿”后，撰写了《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一文，阐明了编纂并出版该史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由于“文革”浩劫，该书的编纂工作中断了10年。1978年后，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蓬勃展开和深入，学术界强烈呼吁尽快编辑一部比较完整和全面地反映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全过程的大型档案汇编。1979年，该书的编纂工作又被重新提上了日程。经过多年努力，该馆编研人员已完成约2000余万字的选材工作。1990年，该书陆续出版。1994年，罗尔纲先生在阅悉已出版的10册《史料》后，致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书的编纂原起于六十年代初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到贵馆寻找史料，目睹其重要价值，因与贵馆商量共同编纂，以供研究之用，并已拟定编纂计划。今由贵馆完成此项重大任务，并比原计划更完满、更美备。特此专函表其钦仰之忱，并申谢意。希望顺利完成全部出版计划。”罗老的鼓励，给了该书编辑人员极大鼓舞。至今，《史料》26册全部出齐。现对其编纂特点及其史料价值略作评述。

      一

      《史料》的编纂指导思想，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面、客观、系统、完整地编选档案史料，从维护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出发进行编纂。在编纂工作方面，力求作到如下要求：（一）代替和超过《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二）力求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全过程；（三）尽量注意发掘选取新鲜史料。《史料》入选档案的时间范围，上限始于道光三十年五月，下限止于同治五年二月。如太平天国史专家郭毅生教授在1996年来函中指出：“（该书）史料合集，内容丰赡，鸿纤毕集；按年编次，检索方便；校审精良，鲜有差误。如此巨帙，完成匪易。”

      《方略》是同治朝清方略馆编纂的一部以镇压太平天国为专题内容的档案文献汇编。《史料》在编纂体例和编辑方法上都与《方略》截然不同。在编纂体例上，《方略》是将入选文件依照上谕或朱批时间编排，体现了清官方史书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意识。而《史料》系按文件具奏时间顺序依次编排，如实、客观地反映了事件的发展过程。（对个别文件缺载具文时间者，则采用朱批时间或收文时间，并以符号*字标注）。对于辑入的朱批奏折，凡原件文末朱批没有时间者，编辑人员经查对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后一一补入，并在凡例中说明。辑入的某些文件，如京城巡防处等档案，原件没有具文时间，编者则根据有关内容进行考证，将其附于有关文件之后，一一加注说明。一些档案的具文时间，与《方略》存在出入的，均以档案时间为准，并分别予以注明。

      在编辑方法上，《方略》对所辑文件均采用删节或改写的方法，有些虽属于编纂技术压缩字数需要，但大部分则属于实质性的删改。如客观上记述太平军正义性、清军将领贪生怕死等方面的内容都属于删节、改写之列。据研究者统计，《方略》删节幅度往往达百分之六七十。而《史料》对所辑文件采用全文公布方式（只对个别与主题无关或重复部分作了删节），如档案中原有皇帝朱批、朱点、朱圈、朱杠等处，均分别注明；对原件存在的错别字及愆字、缺漏及残损处，也一一用相应符号校正注明。对于每一入选文件，逐一点校，并拟写标题，每册书前刊有目录，便于读者查找。可见，《史料》的编纂体例与方法对实现该书的编纂指导思想及要求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二

      对于《史料》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现比较与其《方略》及一些时人奏稿的不同，从三个方面予以评述：

      1.《史料》在所辑文件数量与字数方面远远超过《方略》。为便于说明这一问题，现将自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五年《方略》与《史料》每年所辑文件数量与字数分别作了统计，列表如下：

      

      注：《方略》所辑文件数量、字数见罗尔纲先生《档案中的太平天国》一文。

      由于自1989年后《史料》的编纂工作是在已有2000余万字选材基础上进行的，其中又经过反复斟酌、选汰，除全文辑入《方略》已有文件之外，又大量补充了《方略》缺载但具有研究价值的有关档案，基本落实了编纂该书时所制订的各项要求。这体现在《史料》不仅大量辑入清政府直接镇压太平天国而进行的历次重大战役活动的文件，还注意辑入战争以外其他有关档案，诸如这一历史时期同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背景以及与太平军活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会党起义活动等方面的档案。举例来说，清道光三十年是拜上帝会于广西桂平金田起义的重要时期，《方略》共收录14件文件，经删削后只有2万字；《史料》则收录146件文件，且全文公布，计11万字。《史料》还收录了同时期与太平军有密切关系的诸如广西陈亚贵、李元宝壳、广东凌十八起义等方面的档案，及金田起义前徐广缙、花沙纳等进剿会党等方面的档案，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金田起义前后的社会背景都是颇为重要的史料。

      2.《史料》中奏折史料价值优于奏稿。奏折是清代官文书中史料价值最高、数量也较多的一种。由于太平天国持续时间长达18年，活动范围波及10余省，因此《史料》所辑奏折为数甚多，约占全书总量三分之一以上，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中央及各地文武大员如徐广缙、骆秉璋、赛尚阿、程矞采、官文、张亮基、徐继畲、曾国藩、向荣、胜保、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奏折均收录在内。它们既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近代人物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尽管其中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亮基、向荣等人身后均有全集问世，其生前所著奏稿亦收录在内。但由于奏折是官方正式公文，有着奏稿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奏稿到最后形成奏折，期间尚须修改。奏稿一般由具奏官员保存，奏折上报清帝后最终由清内廷收存。笔者曾以《史料》中所录“曾国藩奏折”与《曾国藩全集·奏稿》作过校勘，发现奏稿与奏折在个别或部分文字上确实存在明显差异。现举两例说明：其一，在“贼踪退出南省现驻岳州折”中，“烧贼船十余号（只——括号内为奏折语。下同。）诸殿元等三营共夺获贼船八（十）只。……逆匪迭（党屡）经惩创……。臣前派之陆路各营，均于二十六七（五六）等日先后抵岳。……查洞庭一湖，……小港支汊纷歧至数十（百余）处。”其二，在“探明前路贼踪片”中，“一、张台元乘轿回朱家河，自称已封伪军师（帅）……掳人船银米罄尽……。一、贼在汉阳东门外筑一曲尺土城……龟山（顶）之上筑一望楼，而汉阳所存之贼甚多（少）……。二十九日，贼大队上窜……。一、此来（次）自汉口大队上窜之贼，系伪丞相林姓总其事。又为（有）伪十七指挥黎姓，伪（此字奏折删去）十一指挥沈姓；又有伪侍卫李八，安仁人也。所带贼众，前十一军六（此字奏折删去）千余人，（军帅廖姓；左十一军，五千余人；右十一军，六千余人；）中十军，七千余人，后六军一万余人。约计三万余人，湖南老贼居多……一、贼在汉阳管水军者……其船旗以绣花（呢）别之……。臣在岳时……又探得西湖之明山、围（团）山尚有贼船数十号。”从上引第一例我们可以看出，奏稿与奏折在个别文字上存有差异。例二则还存在局部文字上的差异。可见，《史料》所辑奏折，其史料价值远胜过清人全集中的奏稿。此外全集中奏稿虽然是私人奏稿专集，但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完整，存在不少重要遗漏。笔者以《向荣奏稿》与《史料》相校，发现咸丰五年至少有向荣12件奏折（片）未予收录，即：镇江及战船接仗情形并筹调兵勇布置上下游折（正月二十六日）、近日筹剿镇江等情折（六月二十八日）、水陆连获大胜会同克复芜湖县城折（七月初一日）、秣陵关击退敌众并调兵筹防片（同上日）、节次进攻芜湖敌垒并移营扼逼断敌援应折（七月二十四日），进攻镇江连次获胜毁敌土埂等情折（八月十二日）、围攻芜湖敌垒力截外援并添兵助剿等情折（八月二十六日）、攻剿镇江连获胜仗并扎营进逼等情折（八月二十八日）、轰坍镇江城垣并犁毁金鸡岭敌垒等情折（九月初七日）、拿获往来金陵镇江之间信牒人员片（同上日）、全歼金陵窜出大股敌众并攻剿观音门获胜折（十一月二十九日）、芜湖一带水陆截剿并请恤阵亡人员片（同日）。上述12件奏折（片）都是向荣在咸丰五年于芜湖、镇江等地与太平军作战的重要奏报，奏稿竟缺佚如此之多。可见，《史料》中所辑奏折对私人奏稿具有弥补缺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