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1-0024-09 一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中山(1866-1925)先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严复(1854-1921)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两者之间势同水火，不可能有太大联系。而考诸历史，则大不然。他们之间有着极深的历史渊缘。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国使馆囚禁，旋因英国政府出面干涉而获释。次年初，孙中山所撰《伦敦被难记》英文版在伦敦出版[1]，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很大轰动，孙中山一时之间成为国际知名的革命家。（注：有关孙中山伦敦被难前后形象的变化，可参见J.Y.Wong: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Sun Yatsen in London,1896-1897,Hong Kong,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86年。）1898年5月11日开始，日本宫崎寅藏所译《伦敦被难记》在《九州日报》开始连裁。1898年7月18日，英国下院就香港当局驱逐孙中山一事提出质询，认为“孙先生为现代中国维新人物，其在英属地方居留，未尝违反或触犯英国法律，遽被放逐出境”，要求有关当局撤消驱逐命令。此事成为当时报纸的重要话题之一，孙中山的去向也成为清朝政府与英国交涉的重要问题之一。从那时始，孙、严之间思想上的交锋便陆续见诸于文字。（注：详见1898年7月31日至8月1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三、十四日），严复等人主编的《国闻报》所发《论中国分党》一文，收入王栻：《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7-490页。） 1905年春，严复应张翼之邀，为开平矿务局事，赴英国打官司，孙中山适在欧洲活动，得知严复在英，随前往拜访。这是见诸文献记载的孙、严首次面对面的交往。严复的长子严璩（注：严璩(1871-1942)，字伯玉，时任清朝驻法公使馆参赞。有关他的生平，可参见曾意丹、徐鹤苹：《福州世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0-161页。）在所编《侯官严先生年谱》中记载： 张学士翼以开平矿务局讼事赴伦敦。孙中山先生时适在英。闻府君之至，特来访。谈次，府君言：“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中山先生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乎？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注：王栻：《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50页。此后，王蘧常编：《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王栻、俞政：《严复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8页）、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页）、厨振甫著《严复思想述评》（《周振甫文集》第十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以及其他有关严复传记与研究著作在提到此事时，均依据严璩所编年谱，而有关孙中山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中，早期较少引用此材料，新出者中，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35页）等开始引用此条材料。） 此后，孙中山先生本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与严复之间不断有思想上的交锋。辛亥革命前，严复译《社会通诠》等书，对狭隘民族主义提出过批评。而革命党人方面，不仅胡汉民、章太炎等人均有专文批评严复的译著[2]，而且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在文章中对严复所译《天演论》等提出过批评。（注：详见1908年9月15日孙中山发表的《平实尚不肯认错》一文，收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4-385页。）民国成立以后，双方在约法、参战等一系列问题上意见相左（注：新发现的《公言报》上严复化名“地雷”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有《保障共和亦虚语耳》、《铸像时机》等多篇是针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如在《保障共和亦虚语耳》中，严复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对德宣战誓众时说：“欧战乃共和、专制争存之机，美之加入，不但扶持人道，亦以保障共和，余无所利。”严复由此感慨：“夫二语尝喧于吾国矣。扶持人道，吾闻之于辛亥，保障共和，吾闻之于丙辰（1916年）。是二语者，真公等之旗帜也，今乃欲弃之，然则所扶持、保障者，果何物耶？”（《公言报》，1917年5月12日）显然是针对革命党人而发的批评。），似处于完全对立地位。但透过历史表面，我们则可以看到，在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上，孙、严之间却有着很多共同的理念，特别是对国家统一、政权建构、社会发展、引进外资、群己关系、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上，双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点，有的是偶然的；有的则显然是孙、严之间思想互动的结果。在不少重要问题上，孙中山显然受到了严复的影响。（注：参见Y.C.Wang:The Influence of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on the San Min Zhu I,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34,No.2(May 1965).第163-184。该文是笔者所见到的唯一一篇较为全面地探讨严复对孙中山思想影响的学术论文。） 二 1919年春夏间，《孙文学说》第一卷《行易知难》出版。该书是孙中山走上政治舞台以来第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也是最能代表孙中山思想理念的作品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孙中山对传统的“知”的观念及知行关系提出了挑战。 在《自序》中，孙中山说：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俞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所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摧覆专制，创造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