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虽然很多（注：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1930-1939年间以“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世史”或“中国近百年史”为题的著作就有25种。），但大体上可归结为两种话语系统。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中国在西方冲击之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种话语，我们姑且称之为“近代化话语”，它可以陈恭禄（注：陈恭禄，江苏丹徒人。1900年生，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不久转入历史系，并在美籍教授贝德士的辅导下开始搜集中外资料，研究并准备撰写中国近代史。1926年毕业后任教于南京明德中学。之后他受聘于金陵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南京大学任教，1966年10月逝世。）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另一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入侵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这种话语我们姑且称之为“革命话语”，它可以李鼎声（注：李鼎声，原名循钺、圣悦，又名平心，江西南昌人。1907年生，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并运用于社会学研究。1927年1月肄业离校，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教，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赴上海从事宣传工作及其他中共地下工作。1952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1966年6月去世。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将其大部分著作收集起来，出版了《平心文集》。）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代表。这两本书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注：陈著《中国近代史》始写于1928年，至1934年初全书完稿，193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不久即再版，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下文所依据的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李著《中国近代史》写于1933年，同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至1941年10月发行第9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光明书局所有存书悉被日军禁黜焚毁，抗战胜利后，始重行付梓，版式如前。下文所依据的是光明书局1949年7月胜利第7版。），但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下面我们就以这两本著作为中心，对这两种话语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做一比较，解释其所以如是的原因，并追溯其各自的西方思想渊源。 一、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历史主题 在1928-1933年间，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直接引发这场讨论的原因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及大革命的失败，这一政局上的大变动使人们生出清算过去以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要求。参加这场论战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托陈取消派，还有所谓“新生命派”。这场论争所关涉的问题也极复杂，由当时的中国说到帝国主义入侵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对这些问题，各派的看法大相径庭，甚至互相对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就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就其主要的势力及其发展方向来说，乃是个保有强大封建关系而在走向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途中，这可以说中国一方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使全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封建关系”（注：潘东周：《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托陈取消派认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乃是生产停滞，农村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国共有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的产物。”（注：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90页。）因为封建势力在经过了大革命之后，已“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注：《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78页。）。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则认为，近代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因为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近代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中国政府仍是地主官僚政府，“所以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注：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或者说，“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注：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15页。）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因为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实行土地革命；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而对象是资产阶级，中国土地革命就没有基础；而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所谓“士大夫社会”，则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就不适合于中国。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都产生于社会性质论战时期，无疑都受到了这次论战的影响。陈恭禄的看法与陶希圣的观点相似。他认为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如故。政治上依然沿袭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体，“君权逐渐发达，至清无以复加”。经济上以农立国，“工业未脱家庭工艺之情状，商业则为小资本家之贩运”（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657、686页。）。思想上由于士大夫顽固墨守，仍未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社会构成上，家族为社会基本，士为最贵，其次为农，农下为工，工下为商。因此，近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其在论及近代中国政治情状及时人心态时说： 中国政体自秦统一以来，相沿二千余年，未有剧烈之变更，历朝官制虽有损益，或名称不同，而实质上并无根本重要之改革。及至近代，国际上之关系日密，政府办理之事业增多，先进国家为谋公共利益之计，而大扩张政府之职权。中国处于十九世纪，环境虽异于前，而中央官制仍本于前代之组织，其职权之分配，多由于遗传与习惯，常无理智之根据，官吏之责任，尝〔常〕不专一。其仿自外国者，概归总理衙门办理，衙门兼管海关电报等事业，朝臣多不明了世界之趋势，不能比较列国之制度，辩〔辨〕别利弊，有所采用。郭嵩焘出使英国，记言途中情状，有所主张，书竟毁版，返国后废而家居。曾国藩、左宗棠等以为仿造外国之机炮轮船，训练军队，力即足以自强。慈禧太后则持中国政教远非外国所及之说。更自地方政府而言，制度复杂，阶级繁多，官官相管，而亲民之官常少，效率减低，行政上徒多困难，其当根本改组，实无疑义。（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575-576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断则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即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变成了列强共同宰制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列强的入侵又破坏了中国旧有的生产关系，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受着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始终不能独立发展，不能变更旧有的生产关系，这又导致中国成为一个半封建的国家，他说： 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而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