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1-0088-05 农民战争既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又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独特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史学应该予以关注。建国以来，以太平天国史为代表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而且成绩卓著，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太平天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显学。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三方面值得肯定：首先是不少前辈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其次，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到思想、文化、人物、典章制度、宗教礼俗等方面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的分析，例如罗尔纲先生的四卷本《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再次，培养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 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能成为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并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缘于20世纪中国特有的革命性语境和主流话语系统的深刻影响。当然，此种革命话语环境和主流话语系统的消极影响也毋庸讳言。这便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从而形成了一些固定化的主流理念，正如沈渭滨先生所说：“几十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规范性话语”。诸如：太平天国运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其性质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目标是反对封建剥削者和封建压迫者，由于革命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除了担当起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外，已经担当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革命理论是体现在洪秀全所写宗教作品中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思想；革命纲领是以平分土地为核心的《天朝田亩制度》；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但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等等。（注：沈渭滨：《太平天国研究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5)。）应该说，这些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整套规范性话语中确有可取之处，但它们的总体倾向却十分明显，对太平天国溢美、颂扬有加，从总体上对农民运动或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意义和影响等根本性问题作出了过高的评价，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农民战争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美化和神化了。 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十多年来，不少学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胆识对以往许多被奉为圭臬的传统结论和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不少看法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长期以来美化、神化农民战争及其领袖人物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一些新观念、新范式、新方法的运用大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近代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认识。然而，许多大胆、有益、不囿于陈规旧说的学术观点也遭致了不少批评。应该承认，绝大多数学者是在进行着严谨的学术讨论与争鸣。然而，争鸣讨论关系到如何认识和评价近代农民战争乃至如何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 有鉴于此，笔者综合借鉴学界已有成果并结合个人的思考，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分而论之，作为一种反思。 第一，洪秀全是一个“救国救民者”吗？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首倡者和“精神领袖”，评价太平天国运动，首先要谈洪秀全。以往不少论者在拔高太平天国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同时，很自然地将洪秀全定性为农民革命领袖，更有甚者，把洪秀全颂扬为一个“救国救民者”。洪氏所走的果真是“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吗？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洪秀全造反的基本动因谈起。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当然与农民反对封建剥削有关，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太平军。但是，广大农民由于不堪剥削而加入太平天国的队伍与洪秀全因特定的原因而发动造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晚清颓败的社会里，阶级矛盾固然尖锐，但是除了根本性的带有全局性的阶级矛盾外，其他各种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同样不可小视，诸如宗教的、宗族的、文化心理的、个人期望值与社会满足之间的落差等等。如果我们只注重阶级矛盾，并将它作为一种万灵药来应付一切，我们的研究就难免片面化、简单化，就不能准确而深刻地反映历史真实。 对于洪秀全来说，从1827年到1843年的连续四次的科举落第，才是他造反的真正原因。连续落第，对于一个生活在底层社会、急切盼望功名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社会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当人们通过常规的途径而无法达到个人目的、满足个人愿望时，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付这一人生遭遇。大多数人总是以转换目标或降低要求来排解郁闷、消解失意。而另一类人，则有可能选取极端的非常规的手段来满足个人的愿望。愿望愈持久强烈、心理落差愈大，其走极端的可能性就越大。悲观绝望的洪秀全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铤而走险，走上造反之路的。有一种说法，认为“他醒悟到清朝科举制度的腐败，激起了对现实的不满，开始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同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人民群众的苦难联系起来，促使他决心同科举功名决裂，而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注：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3册，第5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实际上，洪秀全因屡试不第而对科举制度怀有仇恨以及由此产生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把他个人的这种仇恨心理与消除社会制度的腐败、解除人民群众的苦难联系起来，并说成是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似有拔高、牵强之处。与其说洪秀全造反是为了救民众于水火，倒不如说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来得更真切、实在。早在1848年，洪秀全就在其《太平天日》中自称“真命天子”，反来又写下“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的诗句（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六，第869页。），表明洪秀全在酝酿造反之初即有着浓重的个人色彩，他的个人理想就是要做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间君主。因而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便急切地在东乡登上“天王”宝座。建都天京后，更是大肆挥霍民力与资财，建造极其豪奢宏大的天王府。洪秀全深居宫闱，穷奢极欲，不问政事。他利用了民众对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和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作为满足其自身愿望的工具，其私欲还随着造反进程的发展而急剧膨胀。起初，他不过是一个想改变人生境遇的农村小知识者，到了后来，他则完全蜕化为追求极端专制统治和腐朽没落生活的皇权主义者。学界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战争领袖不可避免地带有“帝王思想”，洪秀全也难以例外。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这种“帝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造反领袖的实践，影响着农民战争的命运，那么，这种“帝王思想”还能被美化为救国救民吗！与其说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在指导着太平天国运动，毋宁说他的“帝王思想”决定着农民斗争的命运。刘邦、朱元璋造反成功，自然成了封建帝王，洪秀全的帝王之梦没有能长久下去，我们便目之为农民革命领袖。如此定论是值得推敲的。李秀成在总结天朝亡国之误时曾言“误主不问政事”（注：《忠王李秀成自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试想，一个仅仅在东南一隅建立起“小天堂”便开始“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的人，难道可以被尊为“救国救民”的农民革命领袖吗？洪秀全是一个造反英雄，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但决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盘算着如何“救国救民的农民革命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