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3-0062-06 按国际惯例和外交礼仪，一国之新政府只要在其领土内建立起实际控制的和有效的权力，他国一般都会本着“有效统治原则”表示承认，并“名从主人”按其法定国号称呼之。然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先是企图在中国北方维持满清统治；继而试图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君主立宪政体；在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承认中国新政府时，又不顾外交惯例及中国朝野反对，执意不用中国自定之“中华民国”国号，而蛮横地用“支那”或“支那国”蔑称之。“满洲国”成立前后，日本两次提出要“改称支那国为中华民国”；1941年又出现了“改称支那为中国的意见”。众所周知，民国期间中国政权曾几番易主，但民初所定之国号却为历届中央政府和各承认国政府所袭用，如日本这般强用一己决定的名称称呼中国并一再变换的情况殊为罕见。日本为何要将“支那”蔑称强加给中国呢？其一再改变对华称呼又是基于什么背景和用心呢？近年，日本有些学者对此表示了兴趣。[1]（序章）中国《人民日报》也在1999年发表文章对“支那”一词之源流作过简单介绍[2]。笔者认为此问题尚须深入论说。现据所见日本外务省档案等史料，对以上问题及此间的中日交涉作一述评。 一 1913年春，美国政府数度公开表示将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盼列强一致行动。这使日本政府感到很大压力。4月9日，外相牧野伸显给驻英代理大使小池张造发出训令：在日前的议会会议上，上下两院屡有议员呼吁尽速承认中国，并有左右国家舆论之趋势。一旦美国承认，此“舆论当将更加激动。不正式恢复日中两国之邦交而长期处于不确定之状态”，日本国民“终究不能容忍”。故“政府有必要特别加以考虑，在适当时机尽快予以承认”。然而，承认时该如何称呼呢？再称“清国”显然不合适；而按外交惯例称“中华民国”，又深感违愿和担心。为此，山本内阁一面指令其驻美大使劝美缓行，同时又提出在中国“遵守以往根据条约和惯例所规定之国际义务……之情况下，愿各国尽可能同时承认中国政府”[3](p380)。此议虽得英、法、俄赞同，但遭美国拒绝。5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墨、古等国也随之宣布承认。 正当日本政府为承认及称呼问题为难时，牧野于6月21日收悉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5月19日所写密信——建议在公文中把以往之“清国”改称“支那”，并于23日向首相呈交《关于公文上支那国名决定之禀议件》，提出：“以往之邦语公文，在支那革命后仍袭用了‘清国’之称。承认新政府只是早晚而已。今有伊集院公使在所附来信中建议，且不论条约或国书等将来要用‘中华民国’之称，在帝国政府内及帝国与第三国之通常文书中，窃以为可相应决定今后一律以‘支那’取代以往之‘清国’。”“‘支那’或‘Chian’等词系源于‘秦’(Tsin)字。”[4]7月9日，山本内阁决定采用此议。两天后牧野电复伊集院称：“贵信所提建议阅悉。帝国政府决定，今后政府内及帝国与第三国之通常文书一律使用您提议之‘支那’称呼，至于在条约或者国书等公文中，将来理应用‘中华民国’称呼又当别论。”“同旨之件今日已通报在外各公使馆馆长。”[5]另外，牧野还在给其他阁僚及关东都督和军方首脑的密函中提出：“（中国）革命后，历来之邦语公文仍用‘清国’之称呼已不合时宜，承认新政府乃早晚之事。今有在北京伊集院公使提出建议：在欧美，无论（中国）各朝国号如何，均使用‘China’等地理性名称；而‘支那’之称我国也常使用。现应认可这一地理性名称（事实上，我递信省自清朝起已在发行于清国之邮票上印有‘支那’字样）。不管国号如何，今后称‘支那’应该无妨，建议予以采用等。现阁议决定：且不论条约国书中将来理应用‘中华民国’之称，在帝国政府内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止‘清国’而以‘支那’代之。”[5]（附件） 1913年10月6日，伊集院之继任者山座圆次郎向袁世凯递交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国书。但8日的日本政府官报则将此表述为：“本月6日承认了支那共和国”。[4] 关于伊集院为何要在卸任前提议改称“清国”为“支那”的问题，中日两国史学界以前很少述及。日本东大教授、著名民国史专家野泽丰甚至觉得日本学者似在故意回避此问题。野泽认为这“恐怕是伊集院接受不了中华民国这一中国新国号中的中华和民国两词”，因“他未能抛弃、反加深了对中国所怀之畏惧和蔑视交杂的心情”[1](p19-20)。笔者以为野泽此议很有见地。粗阅上述引文人们也许会认为，此议出笼并很快被日本政府采纳，是为了解决对华承认时的称呼问题。但实际上更反映了伊集院及日本统治者对辛亥革命及其诞生的中华民国所怀之失望、蔑视加恐惧的复杂心态。 伊集院1864年生于萨摩藩士家庭，学生时代就对中国特感“兴趣”。进外务省后曾任驻英、意等国领事。1901—1907年任天津领事和总领事时就力主对华尤其是对中国东北进行扩张，并与袁世凯过从甚密。他一直主张在华维持帝制或实行君主立宪，以保持日本的既有权益，尤其是“满蒙等地域之国脉”。他任驻华公使未久，袁即被清廷免职，这曾使他感到正在失去对清外交的可靠“命纲”，中国“正受美国美元外交祸害”，日本的“满蒙既得利益”将受侵害[1](P15)。而南北议和时英使朱尔曲事先未作通气而行调停，则使他愤慨之余认为袁已受英国等影响而欲疏远日本。1912年2月11日，他因悉清帝将退、共和政体将成事实而“感慨良多”，及见北京“市中毫无反应”，更叹“支那真乃不可思议之国”。失望之下，遂以“搞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作为个人还是公职人员均不欲继续该国之职”为理由请求辞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英美等使相继访袁祝贺，伊集院又以彼等“不与本官商量访袁已使本官陷于困境”，这将使中国人“怀易与之感，并给今后之制御带来不妙影响，作为外国公使实为失态。余断乎不欲为之，便有政府之命也不为之”，“若今本官再访袁将益损帝国威信”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向英国抗议并再次请辞。23日，他第三次致电内阁提出：改换公使“可改变袁及其周围之对我空气，若能讲究利用彼等之途则成绩必著”[1](p17-20)。延至美国承认后，日本政府感到让其留任将更难救日本外交于困境，遂以驻英代理大使山座继之。 伊集院和日本政府之所以赞同此议还因为其蔑视中国和中华民族。当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边“夷狄”受其册封的“华夷秩序”，虽已从1840年始、经中日甲午一战而崩溃，但“中国”或“中华”之词仍有“相对四夷——乃世上惟一具有领导地位之地”的含义。他们虽知道这只是“中国”一词的旧义，但“仍有讨厌此称呼之倾向”[6](p139)。据考证，用“支那”指称中国始于古代印度等国，系“秦”之朝名或“瓷器”之物名的译音。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期兰学兴起后，日本始有人从西语转译使用。至19世纪末，日本人以此指称中国与用“唐国”“清国”等尚无本质差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并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千百年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因胜利而陶醉，上街庆祝“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就有了战胜者对失败者的蔑意，并由中性词变为贬义词。伊集院等在受袁世凯及朱尔典冷遇后，不仅对袁失去信任，且对中国政局未来也深感失望，故对中国及中国人也越发反感和蔑视。更重要的是伊集院及日本政府认为：“支那”只是从西语音译的、对中国任何政府都可使用的“地理性名称”，故以此指称中华民国，意味着日本只承认“支那”地域上暂现的某个政权，而非“中华民国”政府。这样，如将来中国出现令日本满意的政权，则可按国际惯例称之；反之则仍可以“支那”蔑称之。如中国被分裂则更可随其所愿分别称呼。也许伊集院等人当时并无如此远虑，但此议确为“满洲国”出笼后日本改称南京政府为“中华民国”，以及大约十年后称汪伪政权为“中国”等留下了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