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2-0214(2002)01-0005-08 一 19世纪前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时代特色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早在3000多年前，西周统治者就已认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1]即希望从夏商二代国破家亡，江山易人之残酷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以避免重蹈前朝覆辙，表现了自觉而深刻的“经世”意识。此后，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亦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丰富，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家对“经世”的宗旨和参照系的认识愈加明确和自觉。司马光于《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指出其撰述的内容与宗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不难看出，司马光撰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通过纵向考察前朝往代的治乱兴衰和是非得失，以为宋神宗“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提供历史借鉴和启迪，表述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与关注，但目的只有一个，即“经世”是为了“资治”。这不仅因为它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最本质的目的和古代史家所执著追求的其事业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因为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恪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观和构筑其上的价值取向在史学上的反映与实践。而且更是由于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最重大、最剧烈的历史变动，莫过于改朝换代，江山易人，这使得如何使王朝或皇朝的统治政通人和、长治久安，成了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所必须认真思索和亟待回答的首要问题。由此也就决定了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宗旨是为了“资治”，其参照系是历代王朝或皇朝的兴衰治乱和成败存亡。亦即使经世资治的赤诚报国之情跃然纸上。因此，宋神宗亲赐其书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注》的作者胡三省对该书在“经世资治”方面的价值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辱于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这将《资治通鉴》的经世致用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亦使它的“资治”之宗旨更加凸显。王夫之则深化和丰富了这个认识。他认为读史“非知治乱而已，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3]。因此，他强调：“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3]在王夫之看来，史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就在于它通过纵向历史考察、研究及其撰述总结以往历代统治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后人治国安邦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使后人可以从其中窥见“得失之枢机”，或以为法，或以为戒，作为人们政治实践的重要参照。否则史学也即失去其应有的魅力与价值。尽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代史家关于经世致用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但是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却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就是说史学虽然可以通过“借鉴”、“蓄德”、“垂训”和“通变”等形式，从不同的视角与通过对往代前朝之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纵向考察和认真总结，以便为其后历代王朝或皇朝正确制定治国安邦之大政方针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和依据，并切实达到改进政治和巩固统治的目的。这也是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最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也被传承到19世纪前期。 19世纪前期是清皇朝由盛转衰、由治变乱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实际上这种转折从乾隆盛世的后期即已开始，至嘉庆朝则更是江河日下。主要表现为吏治腐败、军备弛废、财政困窘，土地兼并加剧，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化，川陕白莲教起义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这一切严重地动摇了清皇朝统治的基础。与此同时，外患日逼，边疆海防亦频频告急。19世纪伊始，英国就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武装挑衅和骚扰，并加紧鸦片走私活动，此外还唆使张格尔在新疆发动旨在分裂中国的武装叛乱，整个社会已陷入内忧外患之深重危机之中。这严峻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此时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除了继承和弘扬了其前的优良传统外，又打上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鲜明的时代烙印。即谓当时的历史研究无一不是将视角投向事关清皇朝治乱兴衰的国计民瘼、世道人心、典章经制、政教习俗、边政海防等各种紧迫问题上面，目的在于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提供切实可行的借鉴、启示乃至方略和对策。但是在探索具体的方略和对策之时，其参照系仍是纵向考察，也就是仍然通过对前朝往代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致密研究和总结，来为解决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这从该时期的历史研究及其撰述的内容与宗旨即可看出。周济(1781-1839)的《晋略》66篇便是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为周济撰《晋略》就是受时代与社会的启发和激励，即有感于国家衰乱日甚一日，以至“人畜悲痛，鬼神思变”之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着眼于乱世历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乱世”历史的反思与研究，总结出有益于维护和巩固清皇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即寻求所谓“至治之理”，以有补于现实，达到“经世资治”的目的。对此，周济明确指出：“依于涑水（此指司马光），庶几无悖资治之意。”[4]（序目）“志存综核，欲使一代成败之由，昭然可睹。”[4]（表二序）因此，他选择了两晋（包含五胡十六国）的“乱世”历史作为其为清皇朝取法借鉴的参照系。在探讨西晋何以成为短命王朝时，他认为导致西晋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晋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盘剥。他说：“鱼肉（其民）以虚其内，假借以骄其外，呢袤以摧直干，慕雅远以亏实用，方欲驱策疲氓，力征营天下，岂所谓明分数识成败者乎？”[4]又言：“民老靡诉，自然崩溃，故知锁钥之寄匪轻，牛羊之牧尤亟，未有民气和乐，而桀黠得恣其冯陵者也。”[4]（列传31）乃至将农民逼至“水火煎逼，痛深骨髓”[4]（国传3）之濒临死亡的水深火热之中。在他看来，西晋统治者对农民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非但激化了阶级矛盾，直接诱发了西晋末年风起云涌、接连不断的各族人民的反抗起义，而且也动摇和破坏了其统治基础，因为这些起义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周济这是鉴于嘉庆朝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族人民起义此起彼伏之严峻残酷之社会现实，而用心良苦地希望通过对西晋国破家亡之惨痛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以引起清朝统治者的警觉和重视，引以为戒，改弦更张，及时调整其统治政策，以避免重蹈覆辙。继之，周济又从地理形势与封建政权盛衰兴亡之关系的视角，对两晋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推动周济作这种探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世毕氏（沅）、洪氏（亮吉）于两晋疆域颇勤搜辑，然仅掇拾残缺，既不究其时事，又不稽诸图牒，是以牴牾脱谬，靡所甄明。”[4]（表二序）他认为毕沅、洪亮吉等人对两晋疆域的研究没有起到为后人提供应有的历史启示与借鉴的重要作用。所以周济对两晋攻防取守地势均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希冀时人能从地理形势与政权兴亡之密切关系中获取有益的启迪。从这个认识出发，他探讨了两晋灭亡的原因。他认为西晋先统一江南是一大失误，因为西晋平吴后，虽然“展地辟境方数千里，塞下叛虏次第降获，此诚志意盈盈，侈情涂饰之会”，“建武太兴之际，无复北问中原之志，惟务安集江汉之闲，以宁南纪”[4]（表二序）；但是作为屏障的军事重镇平阳、河东一带，却没有直接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致使无险可守，即出现“肩背缺而心腹披”，、“俯度地势则无秦汉金汤之固”的门户洞开之不利局面。因此，即使在西晋皇朝的鼎盛时期，忧伏肩背已露端倪，故“内衅迭起，外虞坐大，平阳孟津，东西并亟，手足之折不及头目，而枝叶披矣”[4]（表二序）。周济认为这是致使西晋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谈到东晋灭亡原因时，他认为：“建康新造，忧在腹心，荆江馈运，殚于疆事，连城百数，上供道绝，局成分割，加以跋扈，商贩一端，饥穷莫告，而本根拔矣。”[4]（表二序）周济之所以重视地理形势与封建政权兴亡之关系的探讨，就是因为当时英俄等列强开始侵扰中国西北边陲，西北边疆开始进入多事之秋。故周济渴望通过这种探讨能使清朝统治者真正认识到地理形势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的重要性，从而加大对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力度，以便为安边固防，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提供对策与方略。鉴于上述，不难看出周济欲以史学经世资治的意识是鲜明而自觉的，其着眼点无一不是与清皇朝治乱兴衰乃至成败存亡紧紧连在一起。所以包世臣在《与周保绪〈晋略〉书》中说，该书既以略名，“是无取矜眩奇矣，然必综镊得失，著名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举可略也”。扼要地评价了该书作者经世资治的撰述主旨和关注前朝治乱兴衰的着眼点。周济的学生鲍源深在为其师《晋略》一书所作的跋中亦指出：其书“事归一线，简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亦认为其书主旨在于“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即藉此经世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