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謇与汤寿潜之交谊，张謇晚年已有总结：“予获交汤君，垂三十年，粗能详其志事。方是时，朝野汹汹，争欲致力革新之业，予与君亦各树议立事，国人并称之曰‘张汤’。”（注：《汤蛰先先生家传》，《汤寿潜史料专辑》，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编印，1993年，第125页。）所谓树议立事，包括创办实业，革新教育，修建铁路，推动立宪，而终于顺应潮流，转向共和，参与建立民国。张謇和汤寿潜是倾动一时的东南大老，在历次重大事变中携手前行，并且在辛亥前后一度对全国政局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研究张汤交谊或许可以为进一步理解辛亥革命提供新的视角。 一 交谊基础 《啬翁自订年谱》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记云：“九月病……始识山阴汤蛰潜与为友。”此为张汤结交之始，但在《柳西草堂日记》并无具体记事，只可知当时张謇科场再次蹉跌，贫病交加，子女（娴儿、怀儿）夭折，正处于困厄悲痛之时。 这一年，张謇36岁，寿潜33岁，都是风华正茂且多经历练的英才，他们的结交显然理性更多于感性。 是什么因缘把这两个素昧平生的有志之士撮合在一起，相知日深，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终生不渝？ 他们有太多的相近之处：都是出身于比较贫穷家庭的农村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参加过农业劳动，并非不识稼穑的书呆子，而他们的家庭又或多或少与商业有某些联系。 早年都曾接受以应试为目的的制艺教育，但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相应的社会变迁，促使他们从应试转向应用，即经世致用，把读书与匡时救世结合起来。 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游幕生涯。张謇以协助庆军统帅吴长庆参与朝鲜“壬午之役”并起草《善后六策》而暴得大名。寿潜则以辅佐山东巡抚张曜而知名于世。 可能正是由于治学并非专注于应试，更不屑于揣摩时文风尚，所以他们都曾在科举道路上多遭蹉跌。张謇于光绪十一年(1885)应顺天乡试始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寿潜则以戊子(1888)科乡试始中第六名举人。他们都非少年得志、平地青云，而是步履艰难、大器晚成。 不过既然已经中举而且是高中，他们在结交时便已具有士林推重的乡绅地位。张謇已经在税制改革与农业改良方面小试身手，寿潜则以《危言》的撰写、刊行而名噪一时，在思想界的影响较张謇有过之而无不及。到甲午战前，他们所共同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水利、盐务、赋税、吏治、邦交等局部改进，而是整个中国的革新，并且都认定实业与教育乃是重中之重。 他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相知师友，如翁同龢、沈曾植、郑孝胥、何嗣焜、赵凤昌等。也许可以说他们都曾先后厕身于清流与帝党的行列，尽管这是一个成分复杂、意见分歧而且并不稳定的政治结集。 应该指出，在这些友人中，有些是经过张汤相互引见而彼此结交，并且成为亲密共事的伙伴。如出身于湖州巨商家庭的刘锦藻（光绪甲午科进士），就是经由张謇介绍与汤寿潜结识，以后与汤共同领导全浙铁路自办，并任上海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总办。而列名浙江铁路公司董事的蒋汝藻（光绪癸卯举人），其父蒋锡绅（书箴）则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早期功臣。共同的抱负，共同的事业，还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使张汤交谊及其密友圈具有更为深厚的基础。当然，这个密友圈由于存在政治见解的差异，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幻，也会产生疏离乃至分化。如在预备立宪公会期间和若干兴办实业活动中，郑孝胥堪称张汤最亲密的伙伴，然而由于对辛亥革命与共和政治态度的差异遂分道扬镳。 正是在19世纪最后10年，两颗明星在东南同时冉冉升起，他们相互趋近、联结，有如居于巨蟹与金牛之间的双子座星(Gemini)，尽管张汤并非如同霍鲁斯兄弟那样的双生人物。 二 东南人望 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舞台。东南就是张汤的共同舞台。 东南就狭义而言指苏、浙、闽三省，广义而言则包括皖、赣乃至两湖、两广。 南宋以后，东南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超过西北。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与沿江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汉族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中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的重心愈益向东南倾斜，而以上海为辐射中心的江浙诸省的地位乃益形重要。早在光绪九年(1883)因丝栈亏折而引发的倒账风潮中，浙江头号绅商胡光墉开设的阜康等银号、钱庄的倒闭，就直接造成上海、杭州、宁波、福州、汉口等地的金融恐慌（注：秦翰才手稿《左宗棠与朋僚》，转引自《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9页。）。据同年十一月初七日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称：“闻恭邸（奕）、文协揆（煜）等皆折约百余万……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商务印书馆影印版。）江浙一家钱庄连锁店的倒闭，竟使京师为之震动，连亲王和大学士都蒙受巨额损失，可见江浙富豪巨商气焰之盛。 从1895年到1913年，全国历年设立厂矿共549家，资本共120 288 000元。其中上海83家，杭州13家，无锡12家，三地合共108家，占全国设立工矿总数的1/5弱。如果从资本额考察，则上海为23 879 000元，杭州1 552 000元，无锡1 422 000元，三地合共26 853 000元，占全国设立厂矿资本总额的1/4强（注：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54页数字计算。）。而这还没有把南通、苏州等地新设工厂与资本额计算进去。如果从对外贸易来看江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优势，则情况更为明显。1901-1903年，仅上海一港即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53.1%（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69页。）。这也没有包括浙闽等省主要港口的进出口数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