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7(64);K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30(2001)06-0014-12 100多年前，在湘乡那崎岖的山道上，曾经蠕动过数以万计的身影。他们从群山深处走来，衣衫褴褛，风尘仆仆，沿着涟水，扑向外面的世界，扑向杀声震天的战场。他们去了又回，回了又去，有许多人长眠在异地他乡。以他们为中坚的湘军，击灭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次财富大转移。当那些遥远的身影被岁月渐渐掩去的时候，他们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话题。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湘乡以“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1]，湘军之名威震天下，湘乡之名亦传遍天下。同治年间，湘军声威达于极盛，湘乡荣耀也达于极盛，湘乡籍文武官员遍布海内，督抚将帅，几非湘乡籍莫属。以湘乡这样一个山野小县，竟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真可谓“近古未尝有也”。然而，凡事都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同样地，想要获取功名利禄，也必定要预先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从湘乡来看，它在这场战争中究竟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战争如何影响了湘乡，湘乡又如何通过战争影响了湖南，乃至全国？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山野小县与国家大局之间的关系，了解文化小环境与文化大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历史都不外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发展史。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一个民族而言，其历史不外是该民族的局部与该民族的整体之间的关系发展史；就一个国家而言，其历史不外是该国的某一地域与该国的整体之间的关系发展史。 作为系列论文之一，本文着重探讨湘乡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所失与所得。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探讨还局限在较浅的层次上，它涉及的内容大多是所谓“表面现象”，有不少是统计的数据。但是，这些所谓的“表面现象”，恰恰是做好深层次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它们往往比空泛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 关于“补偿机制” 历史常常充溢着野性。它不乏和平与安祥，但也不乏战争与暴力。即便是在和平安祥的时期，历史偶尔也会显示其暴戾与狰狞的一面，更不用说在战争时期了。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暴力行为，伴随着双方数百万人伤亡的，是大量社会财富的多次转移。而每一次社会财富的转移，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暴力来完成。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实施暴力是完成社会财富大量转移的必要而唯一的手段。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学术角度来探讨那场战争中的财富转移时，态度也许会更客观一些。 历史本身似乎又存在着某种补偿机制，或者称之为“平衡机制”。就一个社会（历史的某个断面）而言，其所辖各地域对该社会的奉献，一般都同该地域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大体相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社会才能保持相对的和谐，达到总体的平衡状态，于是社会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如果社会从某个地域索取过多，剥夺过甚，那末社会的总体平衡状态就会遭到破坏，造成失衡或不和谐，这样就很有可能诱发出若干不稳定因素，危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然而，对于明显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地域，历史很有可能在以后的某个时候给以适当的补偿。就索取与补偿的时间间隔而言，也许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里所说的“索取”与“补偿”，在事实上都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这种补偿机制，说起来似乎有点玄乎。但是，如果认真研究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历史，乃至某一社会阶层、某一家族的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的补偿机制是确实存在的，甚至是无处不在的。补偿机制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它是历史的自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功能在于使社会由无序趋于有序，由冲突趋于和谐，由失衡趋于平衡。 历史上不存在永远的兴盛，也不存在永远的衰败。老子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他又说：“将欲
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2]老子很有点辩证法，他似乎已经悟到了历史补偿机制的一些道理，然而后人多是从兵法和权谋方面来理解这些话。老子讲“天道”与“人道”，认为“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老子那里，“天道”意为自然法则，“人道”意为社会法则。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以补偿和均衡为其本质，社会法则却以掠夺和加大贫富差距为其特征。老子未能认识到，其实社会法则也有其补偿和均衡的一面。这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当然，历史的补偿机制决不是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它属于历史的自我调节机制的范畴。在历史的补偿机制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它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宏观角度来考察，所有的历史活动都是由群体的人来完成的。这里说的“索取”和“补偿”，其主体和客体也都是群体的人。离开了人，历史的补偿机制就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