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6-0159-06

      1903年7月31日，北京发生了清廷在狱中杖毙沈荩的事件，一时间，舆论哗然，海内外报刊相继发表评论文章，上海又是开追悼会，又是出版名为《沈荩》的书。“沈荩案”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乃是因为它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当年《上海文汇报》曾介绍一位西方人士对此案影响的评论：“沈荩之死，震动人心较之俄日开战尤当。”[1](P285)沈荩案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沈荩被杖毙将近100年了，但有关他生前在津京活动的情况以及被处死的原因等记载，扑朔迷离，至今尚未完全弄清楚。笔者不揣浅陋，拟将有关沈荩的史实加以考证，结论正确与否，敬希方家指教。

      一

      首先我们看看沈荩是何许人也。沈荩原名克諴，字愚溪。祖籍江苏吴县（今苏州），世居洞庭（今太湖）西山。先祖以经商迁湖南，遂隶籍善化县（今长沙）。沈荩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少年时代“狂宕不羁”，读书不求甚解，且不屑于舞文弄墨，因此从未进入科举试场。他有一种倔犟脾气，听不得不同意见，更不能受人欺侮，一事不合，就要挥拳打架。由于有这种刚愎自用的性格，常常与人相龃龉，连亲戚也得罪殆尽。故章士钊（黄中黄）说他：“其得力处在此，所以失败之故，亦在此也。”[1](P287)虽然不喜欢写作，但却自附风雅，于乙未至丙申(1895-1896)间与人结一文社，什么名称尚不清楚，只知湘人呼为“十二神”，因其成员有12人之故。沈荩在社中独与舒闰祥友好，因两人都善辩，常在一起纵谈天下大事，谈话比较投机。

      戊戌维新期间，沈荩虽与谭嗣同、唐才常有交往，但态度比他们更激进，曾说：“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坏不为功也。”戊戌变法失败后，沈荩追随唐才常到了上海。唐才常经过谭嗣同六君子被杀的刺激，对于清廷十分绝望，欲即时扰乱清廷全局，组织新政府以代之。这正合沈荩之意，于是两人联合林圭、毕永年等共同组织了正气会，会址初设上海新马路梅福里东文译社，进行秘密活动。正气会既有革命派人士实力支持，又得康有为经费资助，在活动宗旨上自然受到两派影响，致使正气会（后更名自立会）的政治主张多有矛盾之处。一方面在正气会章程序言中痛言以“诸夏之大，人民之众，神明之胄，礼乐之邦”，由于“文酣武嬉，蚩蚩无覩，方领矩步，奄奄欲绝”，而不得不“低首腥禀羶，自甘奴隶，至于此极”，并告诫会众，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情况下，“毋诱于势利，毋溺于奇”，而“共图实际”[2](P53-254)，似乎隐含“排满”、“革命”之大义。另一方面，在会章中，却又揭橥“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2](P254)的宗旨，显然是“保皇”的意思。沈荩作为自立会的干事，主持联络事宜。在唐才常策划下，在上海张园召开了“中国国会”，宣言既要“创造新自立国”，又要拥光绪当政，试图兼顾革命和保皇两派的政治主张。他们还组建自立军，联络会党，准备起兵“勤王”。章炳麟认为“勤王”、“光复”议论不合，遂退出中国国会活动，为表明与自立会“勤王”宗旨的决裂，与清廷统治的决裂，他毅然剪去了辫发，拂袖而去。有革命倾向的毕永年也为“勤王”口号与唐才常相辩驳，唐终不听，毕永年亦失望而去。

      但沈荩不屑于在文字上计较，认为只要能达到自己目的的力量都可以利用，便决意与唐才常一起干，担任了自立军右军统领，驻湖北新堤（今洪湖）。自立军原定庚子年七月十五日（1900年8月9日）在鄂、皖、湘、赣等地同时起事，因康有为海外接济经费未到位，各军部署亦未完成而延期。惟前军统领秦力山在安徽大通未得通知，如期起兵，得不到后路响应，无援而溃，致使自立军设在汉口的机关被张之洞破获，唐才常等20余人被捕死难。沈荩拟往上海联络同志别图组织，遂由新堤冒险返武昌，准备买棹东下，因被通缉，一时难以脱身，便藏在故交舒闰祥家中数日，竟得躲过一劫，得以转道上海，潜行至津京。

      庚子八、九月之交，沈荩到了天津。据章太炎为黄中黄（章士钊）《沈荩》一书所作序言称，沈荩“与联军诸将士往来，伪庄王启秀等皆死其笔札间”[1](P284)。而《沈荩》书中则称：“联军屯聚于津沽，荩通刺谒联军诸将士，而与日将尤惬。谋尽覆满族，徐著手以光复吾字。闻指摘拳魁如载漪、启秀之流，皆死于荩笔札之间”[1](P296)。章士钊在《沈荩》一书中说此事很秘密，外人知之者绝少，故莫能详言之。这条史料是否可靠，值得怀疑。一是根据沈荩的性格，尽管他痛恨清廷那些顽固派，但还不至于去干这种类似“内奸”或“汉奸”才会干的勾当。二是载漪、载勋、启秀等利用义和团排外，是“公开的秘密”，中外皆知，联军认定“祸首”，迫使清廷处以极刑，本无须根据沈荩的“小报告”来行事。三是章序所称“伪庄王启秀”，《沈荩》书中所说死于沈荩笔札间的还有载漪等均属误记，庄王是载勋，启秀是礼部尚书，载漪并未被处死，只夺爵谴戍新疆，可见这条史料实是一种传闻，不足为信。

      沈荩随后到了北京。章士钊在《沈荩》书中说，他伺风声已过，局势有所缓和，又“自负其辩才，以巧试其手段”，乃扩大交游面，在上层社会中宣传革命，运动达官贵胄之子弟，还打通各种关节，为入虎穴以探虎子之准备。章士钊还判定沈荩居北京之目的：“一必在布散革命种子，一必在着手中央革命之预备”。[1](P297)这一记载看来也是不确实的。自自立军起事失败，沈荩已失去原有“组织”依托，而在津京一带又不见他与任何组织建立联系，此时的他就像“乱世浮萍”，如果说他凭个人的力量试图进行某些反清活动是有可能的，但说他在“宣传革命”，“散布革命种子”，“着手中央革命之预备”，却是夸大其词，因为他此时既无一定宗旨，又无确定组织，他宣传什么样的革命思想？是“勤王”，还是“排满”？又为什么组织去预备中央革命？是为康有为的保皇会，还是为孙中山的兴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