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至今已经九十春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它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上一世纪中，对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中国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并不断开展研究和讨论，回忆和论述文章连篇累牍；国外也多有论评和研究，遍及各个国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性的重要史学分支之一。在国外论述中，美国占有颇大分量，即以近五十年国外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博士论文而言，在182篇中，美国占99篇，占53%（注：张绪心、高理宁(Sidney H.Changand Leonard H.D.Gordon)：《中国共和时期孙中山研究书目》，纽约和牛津，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50页。）。本文拟对美国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主要成果，作一简要回顾与初步考察，以期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一、辛亥革命前后美国政府和公众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观察与态度 辛亥革命前后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于孙中山的革命言行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武装起义就颇注意观察和了解。这自然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它却是后来研究的渊源和发端。 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很早就受到美国官方的注意。与美国官方关系密切的英美在华基督教会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1896年就曾就孙中山伦敦蒙难一事予以报道，谴责孙“鼓煽狂言”，“谋为不轨”，并攻击孙在获释后“且敢连篇累牍刊录西报，谤毁星使，不遗余力，种种悖谬，其罪亦重”（注：《万国公报》第95册，1896年12月。）。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控制了菲律宾，孙中山参加了由日本人士支持的阿奎那度(Emilio Aguinaddo)反美独立战争。美国驻日使馆监视彭西(Mariano Ponce)、孙中山等人的密谋与运输枪械活动。 对于孙中山在国内发动的起义，前述的《万国公报》亦曾由主编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撰文咒骂说：“汉口始发难，惠州即相继揭竿，余不暇责其命题之支离，而不得不责其作法之乖戾，尤憾其富于才而贫于智，明于事而用于理，遂致死伤枕藉，仍不免陷于斯世之罪人也。”（注：林乐知：《求新贵有达识说》，《万国公报》第145册，1902年。）可见，在美国当时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眼里，孙中山就已是“斯世之罪人”了。 尽管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两次发表了“门户开放”宣言，但实际上维持一个受不平等条约约束的中国的存在，对美国政府还是有利。从美国国家利益言，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一个与自己有着这种“条约”关系的国家为敌的反对势力。因此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无疑不会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1911年夏保路运动兴起后，9月美国驻华代办卫理(E.T.Williams)向国务院报告了保路运动引起的动乱。助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F.M.Huntinton Wilson)当即指示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Joseph B.Murdocd)“派遣舰队为当地的美国人提供最大的安全”（注：1911年9月9日海军部长致国务院函，国家档案局893.00/545。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辛亥武昌起义前后（5月21日，10月18日），孙中山两次赴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每次均被拒绝。当时列强对起义未及时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标榜“严守中立”，实际则采取选择代理人伺机收拾时局平息革命的方针。时任美国银行团代表与清政府接洽借款事宜的司戴德(Willard D.Straight)在1911年12月的一封信中用惋惜清亡、蔑视造反的口吻写道：“满清不该这么快就寿终正寝。”“过去那帮人已经够糟的了，但造反者不知比他们坏多少；如果要我在最反动的满清人与伍廷芳这样的蠢驴之间作出选择，那我每一回都会选择满清。”美国金融界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在10月就抱怨道，辛亥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了货币改革，干扰了贸易，威胁着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注：里德(James Reed)：《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第62页。）。 这正是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认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他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但遭到冷遇。美国公使仍然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而吹嘘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孙中山还通过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Frederick Mc Cormick)和美驻华使馆参赞丁家立(Charles D.Tenney)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丁家立带给孙中山的信息是：“赶紧同意你对手的意见吧！”“我对你实话实说，即使你竭尽努力，你也是没有出路的。”（注：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294～295页，伦敦，1972年。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对新成立的革命政权，在美国官方眼里完全是不值一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