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2)01-0089-06 光绪十一年(1885) 台湾正式建省，清廷选淮军将领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宝岛，有丰富的资源，是东南沿海重要的航线必经之地。刘铭传在台6年间，以其开明的思想，大胆的实践，开发台湾丰富的资源。他一方面巩固台防，一方面加紧开发，加速台湾近代化步伐。正如史学家连横所记，刘铭传治台期间“造铁路以通之，行邮船以辅之，振殖产以裕之，辟财源以养之，改内政以新之，设教育以明之”[1](P218)，在这些近代化开发中，修筑铁路则是最具影响力的措施，它有效地启动了台湾近代化的其它各项措施。可以说刘铭传治台6年是他官宦人生的辉煌时期，而兴筑台湾铁路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闪光点。在台湾铁路的建设中，刘铭传历经千难万险，执著追求，虽然台湾铁路因种种原因未能铺完全程，计划中途搁浅、工程半途而废，然而它在台湾近代化中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铁路在中国的出现，一开始便十分艰难，“其始也阻于众口休，其继也率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2]（交通一），台湾铁路自然也不例外。本文拟就台湾铁路兴筑的背景、经过、后果及意义作一评述。 一、兴筑台湾铁路的背景 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于1825年首先诞生在英国，大约十多年后，有关铁路、火车的知识方陆续传入中国，但铁路在中国的命运远比在英国曲折艰难得多。早在清朝同治中叶便有人主张效法西洋，修筑铁路，但此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保守的封建臣僚们一致反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无人提及。台湾铁路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兴筑的。 （一）李鸿章、丁日昌积极倡导 19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俄等国为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纷纷扩大对华侵略，把铁路作为侵华的工具，企图在中国修筑铁路，引起朝野一片哗然。当时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以自己多年办理对外交涉的经验，洞察时局的变化，他深切地体会到铁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禁止修筑铁路是不明智的。他“赞成铁路电报及许多外国的发明，并承认它们的用处”[3](P337)。当时外国洋行也希望能在华修筑铁路。李鸿章看出外国在华修路的企图，他冷静地分析道：“与其让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李鸿章在抵制洋人在华修路的同时，主张自己修建，把铁路与主权有机联系起来，其思想远高于当时的朝臣之上，而朝廷上下纷纷阻挠，和者寥寥。 就在朝廷为是否修筑铁路争吵不休时，在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却擅自组建公司修筑了吴淞码头至上海的窄轨铁路，全长近30里。此举引起清廷的强烈不满，清政府于1876年10月不惜花去白银285000两将其赎回并当即拆毁。这一事件使李鸿章看到铁路这一新生事物要想在中国大陆诞生，阻力太大，只能从长计议。 19世纪70年代，日本在我国东南沿海不断进行武装侵扰，清廷感到加强台防已迫在眉睫，便及时起用淮军将领丁日昌为福建巡抚，以巩固和加强台湾的战略地位。丁日昌到任后，亲自到台湾实地考察，精心筹划台湾防务，很快便向清廷提出在台湾修筑铁路和电报的建议。丁日昌分析说，“台湾四面环海，内山未及开辟，无铁路既难以防敌，亦难以安内”。“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番洋之不靖，而患声气之不通”。“该处路远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制要害，亦无以息各国之垂涎”[4](P27)。丁日昌还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台湾不办轮路（铁路）、矿务，对台湾防务存“十害”，办之则存“十利”。对丁日昌的此番道理，李鸿章极为感兴趣。李鸿章大力支持丁日昌在台湾兴建铁路，正所谓“轮路（铁路）宜于台湾而不必宜于内地”[5](P346)，指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讯功用最大”[6](P83)。不久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建议很快得到清廷的“密旨准行”，这是近代史上清廷最早批准的建造铁路计划。清廷要求丁日昌“审时度势，妥速筹策”，并决定从1877年下半年筹办台湾铁路经费。然而清廷虽号称每年拨银200万两，但实际不过40万两，建路经费严重不足。为此李鸿章曾试图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60万两，终因利息太高而作罢。在1877年，丁日昌已将清廷赎回的的吴淞码头至上海的铁路拆毁，将可用设备都运到了台湾，只因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无着，至1881年这些“铁路设备机件，车厢仍然堆在台湾府，现在几乎成为废料。枕木已逐渐被白蚁蛀空，机件和路轨很快地盖上一层铁锈，车厢正在朽烂”[7](P105)，李鸿章、丁日昌大力倡导的台湾铁路只得“俟矿利大兴再行举办，拟先设马车路以利师行[3](P372)，台湾铁路计划以无果而终。 （二）刘铭传上折请修 台湾铁路的兴建未能善终，然其开端为刘铭传日后兴筑台湾铁路打下良好的基础。 自19世纪70年代起，刘铭传愤于清政府的昏聩，借口生病辞官回家，自言“解甲还乡去，入山种翠薇”[8](P405)，实际上是利用官场难有作为的空闲时间“静研中外得失”，阅读中外书籍，洞察时局变化。其间一项重要的心得便是认识到洋人修筑铁路的重大意义，指出在中国只有“下造铁路之诏”，方能“显露自强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