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如绘(1946-),男,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山东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002;初晓京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 济南 250011

原文出处:
东岳论丛

内容提要: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义和团有三大特点:一是“义和团”的名称,二是“兴清灭洋”、“扶清灭洋”一类的口号,三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与追求。根据这三个特点出现并泛化的情形,可把义和团起源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和完形期。大刀会吃符请神、“刀枪不入”,在斗争中提出了“兴华灭洋”口号,为运动提供了雏形;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坚持了“兴清灭洋”的宗旨,为运动提供了义和拳、义和团的名号;鲁西北金钟罩神拳开展斗争后兼有了三大特点,成为义和团的完成形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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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6-0093-07

      对义和团运动起源问题,存在多种观点。本文则支持那种将其作为一个持续数年的过程的看法。义和团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名称,尽管各地义和团基本上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多数都使用了“义和团”这样一个类似于乡团的名称;二是它的宗旨和口号,多数都是标举“兴清灭洋”、“扶清灭洋”等等的内容;三是义和团扬言“刀枪不入”,有喝符念咒、降神附体等仪式,追求超自然的力量。考察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形成和兴起,就应该主要考察这三个特点是怎样出现并泛化的。据此,笔者认为可以把义和团运动起源的过程粗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与完形期。

      一

      义和团的雏形期,以大刀会的兴起与传播为标志。

      早在义和团运动发生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大刀会。如京官左绍佐在上徐桐书中就指出:“佐尝问之山东人,云义团不知所自始,山东先有大刀会,……”[1]当时的报纸也说:“山东大刀会即拳会之初基,爝火涓流,蔓成巨祸。”[2]在外国传教士的记载中,则多数把义和团和大刀会说成是一回事。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30年代著《中国近代史大纲》,认为“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3]。当时时代尚近,比较可信。

      大刀会初起时活动在鲁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邻的豫、皖、苏边界地区。以习练与传播金钟罩术(也称铁布衫法)为主要特点。在不同的地区,开始时可能名称也有所不同。如1895年在曹州府首县菏泽,这一组织就称作“同心会”。据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报告:“本年正月间,有外来匪徒传习练气邪术,自谓刀砍不能伤,名曰铁布衫,又曰同心会。”[4]还有一种叫“一心会”的组织,一见于巨野县,一见于观城县,可能就是同心会的别称。[5]

      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至迟在清代乾、嘉年间就已开始流传,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教习者声称,练成后可以不畏刀砍棒击,有所谓“刀剑铁尺不能伤身”[6]的说法。1891年热河金丹道教起义时,起义组织之一的“武圣教”,是以金钟罩术为基础创立的,宣传“能避刀兵劫数,枪炮不能伤身。”[7]这是金钟罩能避枪炮的最早的说法。后几年兴起的大刀会,同样扬言“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刀枪不入”[8]。江苏省徐州道阮祖棠1896年经过实地调查,对大刀会的仪式和特点作过详细描述,并指出当时“愚民无知,惊为神术”[9]。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统治阶级救国乏术的时候,金钟罩的这种“神术”,使不少下层群众以为是找到了抵御外敌的理想手段,大刀会于是迅速发展起来。

      大刀会于1894年兴起于鲁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邻地区,绝不是偶然的。

      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山东作为京畿屏障,是日本军队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战争对人心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同时,山东的匪患也日益严重,成为政府和老百姓共同重视的问题。这两者是大刀会兴起的重要机缘。

      山东的匪患遍及全省,但以曹州府为最甚。文献记载说:“山东曹、兖、沂数郡,民氛素强,近年萑苻啸聚,动辄结队成股,劫掠焚杀,俨同巨寇,民不聊生。”“该匪等骑马持械,聚众横行,扰拒官兵,俨同对敌。”[4]这些盗匪的重要特点,是结股成群,使用新式快枪,拥有马匹,杀伤力大,机动性强。1894年4月间,清政府的“上谕”即指出,山东省“盗风不靖,劫案迭出,大为行旅之害,亟应认真整顿。”[10]6月又谕令山东地方大员“严饬派出各营,会同地方文武实力兜拿”,“并著通饬各属一体严密巡缉”。[11]7月间,匪首王石朋等持洋枪焚劫巨野县龙堌集,击毙清军军功张振标等5人,勇目尹福琳等13人[4]。土匪问题的严重程度已可概见。甲午战争爆发后,为加强山东沿海的防务,清廷调在中法战争中建有战功的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到任后,清廷明确指示他说:“刻下海口防务及曹州一带盗匪,尤应妥筹办理,勿稍大意。”[4]可见清政府并未因为甲午战争爆发而放松对土匪的警惕。李秉衡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奏称;“窃维现在倭氛不靖,海防是急,然备外患必先清内讧。……若不赶紧捕治,深恐贻患燎原,于海疆防务大有关系。”[4]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前方战事紧急,曹州镇总兵王连三也统防营开赴前敌,地方顿然失去了震慑力量,岳迷功(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被称为“杆子头”的土匪更形嚣张。如李秉衡所奏,正当军务吃紧之际,“动言某日劫庄,某日攻县,民情惶惑,各有戒心”[4]。为落实清廷提出的两项任务,李秉衡在移节登州部署海防前,首先对缉匪问题进行了安排。本来,曹州知府繁贤已由前任巡抚福润奏报送部引见,正准备交卸府篆,李秉衡奏请将其留任,责成其专办兖、沂、曹三府盗贼,添募勇队,并将附近防营准其调遣,还决定“分饬各属举办团防,……务使遗患不留”[4]。

      甲午战争中,曹州府虽然不在海防前线,但对日本侵略的感受同样是强烈的。山东是北洋门户,本身筹备防务的任务很重。而清政府把抗击日本侵略的重点放在了直隶和东北,山东还要组织兵力、饷力、长夫支持上述地区。由南方北上的清军以及军火给养,山东也要负责雇觅车船运送。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需要各府、州、县一齐动员,共同完成,曹州府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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