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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这一段重要历史，以往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如何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民国元年，孙中山、梁启超对北大师生作过两次精彩演讲。在1912-1913年间，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竟然两次面临被停办或裁并的生死存亡境地，并发生多次学生风潮。首任校长严复和广大师生竭力挽救并改革北大，功不可没。北大在民初的曲折发展，为后来蔡元培时代北大的辉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言风闻，几乎无日无之。其实沿江各省有事之说皆系谣传，各省官电均称安静。”即使武昌乱事，当可尅日扫平。因此命令大学堂师生，“亟须照常上课，加意坚定，慎勿轻听浮言，致滋纷扰”。还要求学堂监督等管理人员“剴切劝导，勉励生徒，俾得一律安谧如常”（注：《北京大学校史史料稿》（稿本），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然而武昌起义革命烈火很快形成全国燎原之势，不可阻挡。清王朝统治朝不保夕，京师大学堂也人心离散，无法上课，不少学生、教员纷纷离校回籍。 11月26日，清政府为加强对京师大学堂的控制，任命江宁提学使劳乃宣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但仅过一个多月，劳乃宣就向学部报告：“窃自武昌变乱以来，人心惶惑，本堂教员学生请假回籍者已居多数，以致不能上课。刻下大局未定，召集无期。”因此只得筹划暂行停办，将师生加以遣散，并表示自己“因病躯不能理事”，请以庶务提调刘经绎“暂行代理”。京师大学堂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注：《北京大学校史史料稿》（稿本），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辛亥革命期间，离校回籍的京师大学堂学生有些什么表现呢？这方面虽缺乏具体史料，但查民国元年的一份学生说帖，曾概括地描述了部分学生投身革命洪流的事迹。由于大学堂停课，学生们“不得已移其向学之心，为救国之念。或效力桑梓，籍图保卫，或宣战文字，促进共和，以至参议院、各省议会、各都督府、北洋铁血会、新直隶团各处，无不力效涓埃，以冀巩固民国基础”（注：《论文科大学不应缩短毕业期限改办选科说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可见京师大学堂部分学生曾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贡献。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2月11日清宣统帝退位，清王朝宣告终结。2月13日孙中山辞职，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2月25日临时大总统下令以严复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1912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呈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议将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并提请大总统任命原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P3)当天，经袁世凯批准并发布临时大总统令，正式“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命令陈大总统盖印外，还有内阁总理唐绍仪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署名。[1](P235)1912年5月2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公开通告：“本学堂现经教育部改定名称曰：北京大学校，并另刻关防一颗，文曰‘北京大学校之关防’，于阳历5月24日启用，以昭信守，特此公布。”[2](P4)以上便是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和严复出任首任校长的经过。 关于北京大学改名后重新开学的日期，已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和《北京大学纪事》中均无确切记载。现查《教育杂志》第4卷第3号记事栏刊登的北京大学通告宣布：“本校现定阳历5月15日重新开学”，“凡肄业北京大学校，现在回籍诸生，务即尅日来咨就道返校”。[2](P18)《教育杂志》第4卷第4号还刊登了北京大学“开学志闻”，报道了5月15日开学典礼盛况：“北京大学校业已开学，学生到者百余人，教员数十人，英国公使朱尔典、总税务司裴璀琳、教育总长蔡元培皆蒞会。首由校长严幼陵君演说，略谓学校规划宜趋谨严，不得过于恣肄。次由蔡鹤卿先生演说，谓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即校内课余仍当温习旧学。次由英德法三教习演说，其中以德教习演说最为激切，略谓今日中国已是诸君的中国，校中课程宜力求刷新，不可再蹈旧习，精神教育与形式教育仍当兼收俱备。演说毕，主宾尽欢而散。”[2](P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