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殉难六士传》：政变原委的补充说明 《清议报》上先期刊登的“政变之原委”之后还续登有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传记，这使得全书的体例变得混乱。因为《戊戌政变记》九卷本第五篇是《政变后记》，即意味着对政变经过的介绍已经完整了，在后面再增加独立的一卷《殉难烈士传》，与全书体例殊为不类。这后来被单独列为第六卷的《殉难六士传》的出现有什么原因呢？ 政变发生以来有关康有为有“谋围颐和园”阴谋的种种说法经国内外各家报馆的报道后流传极广。1898年11-12月间（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梁鼎芬经张之洞授意在海外刊行《康有为事实》，对康有为进行牵制。其公布康有为的32条罪状进一步证实了清廷的指控和外界的传闻，其中说到： 今年春间，康适在京，乘外患日亟，人心忧惶之际，造言煽惑，意图乘机举事。每向众人昌言……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上，勒令变法，中国即可自强……六七月间，康焰日炽，促召其死党谭嗣同入京……谭以湖南人而到京，移住南海馆，与康同居合谋，谭一人潜往，见侍郎袁世凯，诈传圣旨，令袁以兵力先害北洋大臣荣中堂禄，即带兵入京，围颐和园，震惊慈驾，此尤臣子所不忍言、神人所共愤者也。幸袁侍郎诘以调兵并无上谕，发其逆谋，皇太后临朝，皇上大悟，捕康诛谭，大乱乃定……（注：《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64页。） 澳门《知新报》第75册转载了1898年11月27号日本《东京报》的《清国殉难六士传》（注：该文可见《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又可见《知新报》合印本，第1049页。），其文曰： 谭嗣同，清国湖南浏阳人也。自少好谈经济，见解超卓，议论切实，识者许为天下第一流。既湛深儒术，复博通周汉诸子及佛氏基督氏之说，年甫三十，著有《仁学》一书，发挥东西古圣之旨……光绪甲午岁后，清人少稍去守陋之习。于是南海康有为及其门人梁启超等，大申孔子改制孟子民贵之谊。嗣同起而和之甚力……戊戌岁，恭忠亲王卒，清帝决意变法，下诏求贤……嗣同既得见上，慷慨论列当世利弊。上大悦，于七月二十一日赐四品卿衔，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充军机章京，参赞新政事宜……嗣同主持新政尤为。自怀塔布、许应骙等以阻格主事王照上书革职，由是上书者曰众，民间疾苦，悉达九重。京外贪虐之大臣，皆有不保富贵之惧，益协力攻康，上终不稍为动。乃密谋太后以夺上权……康有为闻此密谋，告变于上。上密召有为及嗣同等谋自保之策。嗣同献策召袁世凯……上……遂决策召袁进京，开缺以侍郎候补，密谕令诛荣禄帅兵入京弹压荣党。而荣先严兵自卫以防止捕，袁恐不胜，遂拒上命而告知荣。荣遂电闻太后。太后立夺上权。夜半九门捕康有为及嗣同等。康以先奉密谕出京，获救于英，嗣同与同事三人及康广仁、杨深秀均于八月十三日斩于市…… 林旭……与康有为亲善，论政教皆相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赞新政事宜。及八旗变起，奉太后将夺上权。事急，上手诏旭：新政为太后所憎，屡次几谏，不允反怒，今朕位即不保，卿其设法护朕。旭乃与同志密谋移宫。不成。太后既夺政，捕旭下狱。八月十三日，斩于市。 杨锐……性循谨，不妄言邪视，好词章，与故御史朱一新最善。朱一新者，曾弹劾奏太后内侍李联英之骄横，因是为太后所怒贬者也……康有为……申孔子托古之谊……锐颇非之，然与有为论变法甚合……太后将夺政，锐忧愤，与同志白上，密谋移宫。政既夺，捕下狱，八月十三日斩于市…… 这篇日本人所作的《六士传》与当时的其他文章一样认为康梁有移宫的计划。不过早在11月15日日本对华活动的重要民间机构东亚同文会的下属刊物《亚东时报》第4号已经刊登了此文（注：关于东亚同文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可参阅黄福庆《日人在华文化社会事业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5)，1982年版，第25-33页。），《东京报》应是转载。此文对维新变法持同情的立场，是最早纪念殉难六烈士的文章，在当时严酷的政治氛围下实属难能可贵，《知新报》当是看重这一点才加以转载。但是文中提到“移宫”计划虽无贬义，却可以影响日本人对这样一个传闻的态度，因而它的出现实不容小视，康梁此时正全力游说日本政府，不能不慎重对待这篇可能影响到他们声誉的文章。 这项严重的罪名一旦被证实，康梁的道义基础将不复存在，而且此时有关康有为变政过激的说法正有很多人听从，这个阴谋无疑是一个不利的证据。因此尽管当时有人在承认存在这一阴谋的前提下从正面为他们辩护（注：《书八月初六日原谕后》，《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所载的《戊戌政变记》中还是要尽一切可能否认这一阴谋的存在。方法之一是公开的驳斥，在《戊戌政变记·政变正记》第二章“穷捕志士”一节中根据清廷宣布康梁等罪状时前后不一的说法，梁指出谋围颐和园等罪名是守旧党为消灭改革而捏造的。“观其诬康有为之罪名也，初则曰鸩弑皇上，继则曰结党营私，终则曰谋围颐和园。十日之间，罪名三变，信口捏造，任意指诬，究之诸人所犯何罪，则犯罪人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观更无论也。”（注：《戊戌政变记》，第93页，或《清议报》第3册，1899年1月12日。）方法之二是利用知情人的“身份优势”进行解释。政局变幻莫测，时人对于各路传闻莫衷一是，而康梁的“局中人”的身份恰好能在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同时消除对其实性的怀疑。梁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条件来解释光绪召见袁世凯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