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注：《戊戊政变记》先后有多个版本，并且某些版本之间有相当的差异。就单行本而言，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为九卷本，最早为1899年横滨清议报社印九卷本，随后有新民丛报社印九卷本等，1957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第16版九卷本。另一为八卷本，根据狭间直树的研究，最早的八卷本出现在1907年之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的是这个版本，1953年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戊变法》同样收录了八卷本，1954年中华书局又根据《饮冰室合集》本印行了单行本。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是《清议报》连载本和横滨清议报社铅印九卷本，但是为了方便查对，引用的文字一般标出其在中华书局重印本中的位置。关于九卷本和八卷本的差异情况，本文依从刘凤翰的研究成果，请参阅刘凤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台北，《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一书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了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在近一个世纪戊戌变法史的学术研究中，《戊戌政变记》的总体描述逐渐获得认同，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尊信，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一个戊戌变法史权威叙述体系。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面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专著，已经普遍采用梁启超的记载来描述戊戌变法史，比如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历史研究社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新知书店1946年版），以及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8年版）等等都以《戊戌政变记》的体系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研究专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略》（联群出版社1955年版）和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在整体叙述方面虽然力求精致严密，但依然沿用了梁氏的体系。80年代以来有多部相关学术专著问世，其中具代表性的有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它们对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具体史实的考订严谨细密，但是在总体叙述体系上如出一辙，仍然没有越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书的框架。与此同时大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维新变法史的叙述方面也沿袭了前人的做法。因此，梁启超对戊戌变法史的叙述体系逐渐权威化，其主要观点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观念体系。比如，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注：“百日维新”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03年版的《清议报全编》的《戊戌变法记事本末》，专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之间共103天受康有为影响的光绪皇帝推行的新政。），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惟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惟一的进步力量，康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权力，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但是在梁启超的叙述获得信任的过程中，也有研究者如陈恭禄、陈寅恪（注：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期，1933年11月；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6页。）等对其整个陈述的可靠性表示怀疑。邝兆江1984年在其专著中指出康梁的陈述夸大了他们在光绪戊戌年新政中的作用，新政的重要人物是张之洞等人而非通常认为的康梁。（注：Luke S.K.Kwong: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因而，《戊戌政变记》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叙述的可靠性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参与争论的各方尚未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对戊戌变法史整体叙述框架影响甚深的《戊戌政变记》的叙述结构是如何产生的？戊戌变法史的宏观框架的一些基本问题往往与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的环境有关，理清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的过程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这需要对《戊戌政变记》的产生过程进行专门的研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只有刘凤翰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吴相湘的《〈戊戌政变记〉考订》和日本狭间直树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等少数几篇（注：刘凤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台北，《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汤志钧：《人物评价和史料鉴别》，《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戚其章：《〈烈宦寇连才传〉考疑》，《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张德钧：《梁启超纪谭嗣同事失实辨》，《文史》第1辑，新建设出版社1961年版，第81-85页。），而其中除了狭间教授之外，其他人只是考订《戊戌政变记》中的片段记载，没有触及与戊戌维新史有关的整体叙述框架。而狭间教授尽管初步说明了《戊戌政变记》各个版本出现的时间、机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仍然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比如康梁流亡日本初期（1898年10月至1899年5月）为何匆匆发表《戊戌政变记》这样一本记述当代历史的著作？《戊戌政变记》是如何描述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的？当时的环境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这一叙述框架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是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