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人们，洪秀全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一个值得注意与研讨的问题。 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 洪秀全最早接触到西方文化是1836年。这一年，他继1828年初次应试失利后，再次赴广东省城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了一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注：此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提供这一资料的洪仁玕后来在其《自述》中却说是丁酉年即1837年洪秀全得到此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847页），由于回忆时间相距较长并且是处于囚笼中的特殊情况，其准确程度似不及前者。）。这部《劝世良言》是由中国教徒梁发即梁阿发(1789-1855)编写的，分为9卷或3卷、4卷，约10万字（注：《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总39号）第1-141页，下面有关引文均见于此。）。该书大量摘抄西方基督教“圣经”的原文，并联系中国的人情风俗，阐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书中大谈，天上只有一个“唯一真神”上帝耶和华，他惟我独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万物，主宰一切。只要崇拜上帝，便有福享；如不信从，就会遭受祸殃，要“追究其抗违之罪”，即使到了来生，也“决不饶恕”。该书宣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压迫者的“权”是“神”赋予的，违抗他们就是“抗神之例”，“自取罪罚”，百姓应该供养他们，敬畏他们，“该粮即还粮，该税即还税，该惧即惧，该敬即敬，无遗欠该负他人之债”。它用这种时而隐晦曲折、时而十分露骨的言辞，竭力为罪恶的剥削制度辩护。该书又扬言，“地上无实福，天上才有福”，还说要“安于天命”、“爱尔仇”等，而且标明其“大旨”，是“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认为如果人人都能“遵信而行”，“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世界就可以“久安长治”。其“奥妙之深意”，就是要中国人民逆来顺受，不去反抗一切剥削和压迫。该书为了尊崇上帝，抨击儒、佛、道三教，其中对佛教和道教的抨击尤为激烈，而对于儒教的态度比较温和，甚至说“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显然，《劝世良言》这部书，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早期结合的产物。 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这部书后，据载当年考试完毕遂将该书“携之回乡间，稍一涉猎其内容，即便置之书柜中；其时并不重视之”（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0页。）。可见，洪秀全对于具有西方文化内容的《劝世良言》刚开始时不感兴趣，《劝世良言》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 1837年，洪秀全又去广州应试，仍然未成。1843年，他再次前往广州赴考，还是落第回家。科举场上的连续失败，使他义愤填膺，根据流传的口碑资料，其时他回到家中，怒气未息，尽将书籍掷于地上，愤慨地说：“不考清朝试”，“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注：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版，第86页；《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第15页。）从此以后，他毅然抛弃科举仕途的念头，再也没有赴考应试了。 同年6月，当洪秀全在离其家乡广东花县官禄土布约30里的莲花塘教书时，由于他的表兄李敬芳借阅《劝世良言》读完后归还时曾经谈及“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他便“潜心细读之”。（注：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846页。）洪秀全之所以对《劝世良言》的态度出现变化，从以往并不重视，变为重视而“潜心细读”，应该说，与其个人在科举上屡屡受挫而产生怨愤情绪紧密相关。因为熟读中国经书没有给他带来梦寐以求的仕途荣进，所以对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的《劝世良言》遂产生兴趣，而且《劝世良言》开始的一段话，更切中其愤懑心情。书中写道：“近来之世代，士农工商，上下人等，各用自己之意，作出无数神佛之像而拜求之。……诚为可笑，亦实可怜。即如儒释道三教，各处人尊重者。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昌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包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这一段话无疑会引发洪秀全内心的共鸣。不管洪家是否也立文昌、魁昌两神像而虔诚奉拜（这在当时偶像崇拜盛行的社会氛围中是很可能的），但是屡试不售而产生心灵严重创伤的现实不能不使洪秀全开始接受《劝世良言》的一些说教，也萌发与《劝世良言》相异的最初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