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1)04-0035-09 近年来研究烟毒问题的学者很多，且已有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大概是为了充分体现以史为鉴目的的缘故，绝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对查禁烟毒政策的分析，王金香的《中国禁毒简史》、《中国百年禁毒历程》与王宏斌所著的《禁毒史鉴》可为其中代表。总体看来，对烟毒问题本身的研究相对来说尚有不足。不但对烟毒的具体状况少有阐述，对烟毒的危害，学者们所用材料也多是晚清某些知名人士痛心疾首的批判言语，对社会生活中鲜活的实例则往往不够注意。有鉴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为切入点，全面分析其烟毒问题的状况及影响，希望能为烟毒研究的充实有所裨益。 一、烟毒的产销情况 尽管人们经常把鸦片也称作毒品，但从狭义上说，毒品的产生与吸用要晚于鸦片，基本上是二十世纪初才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烟毒并行，但二者稍有区别。一般来说，抽吸鸦片需要烦琐的工具及手续，毒品则简便易行。毒品因有质量的优劣区别，价格也比鸦片便宜许多。因此，自从毒品上市以来，毒品在贫困的农村更易得到推广。据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北方吸烟的人，大都士绅居多，苦力吸不起鸦片，反改吞吗啡红丸了”[1]。就河北情况来说，“据熟悉本省情形者估计，在（民国）十七年以前，吸食鸦片者较多，吸用烈性毒品者较少；十七年以后，则吸用烈性毒品者较多，吸食鸦片者较少”，“毒民与烟民约为三与一之比”[2]。烟毒问题在冀鲁豫三省相当盛行，尤其在其中的若干县份。1927年秋至1928年秋一年内，河北种烟者虽较他省为少，但丰润、赵县也均有十分之一的田地种植鸦片。山东济宁七千亩，益都竟高达30万亩。各省烟民（吸食鸦片的民众）也为数众多，赵县二万人，山东济宁一万，莘县两万，蓬莱五万，河南洛宁一万，上蔡数千人[3]。由于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毒民多于烟民，如果再考虑到毒品，冀鲁豫三省真可谓烟毒泛滥。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泛滥，从种、贩、运、售几项中都可反映出来。比较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华北三省的种烟情形要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轻微的多。北洋政府时期，三省政府对烟禁较松，甚至时常有鼓励，强迫种烟情事发生。1927年前后，河北便效法山东广种烟苗，“赵县每田十亩，定要种烟一亩，蠡县并有大村四十五亩，中村卅亩，小村十五亩的规定”，河南豫西一带，“每百亩农田中，规定要三十亩种烟”[1]。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的种植，华北三省种烟问题相对减轻，但种烟者仍大有人在。1930年5月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1929年度全国的种烟情形，共得到131县民众的报告，其中包括山东7县、河北5县、河南11县。在所谓调查的华北23县中，发现烟苗且未铲除的县份计有山东的益都、平度，河南的唐河、上蔡、沁阳、洛阳、洛宁、邓县、安阳、罗山等10县，占调查县份总数的43.47%。若从省别论，河南种烟情况最为严重，占到了调查县份的90%以上。由于调查县份比例太小，这个种烟比例尚不能代表全省，与实际情况或许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不管怎样，在烟禁实施之初，华北农村种烟者比例较高总是事实。 表1 山东、河南种烟县份每亩利益比较表 种烟地点 每亩 每亩产 每亩 每亩 每亩苗捐 资产 土量 总价值 利益 山东 益都 50.0元 32两 100元 50元 平度 10.0 50200190 唐河 15.0 9080 64 8元 上蔡 24.0 5040 16 8 河南 洛阳 26.0 4040 14 14 洛宁 50.0 100 10050 12 邓县 30.0 5060 30 15 安阳 30.0 5010070 8 全国24处平均 22.5元 49.9两 60.9元 38.2元 资料来源：《各地民众报告的分析》，《拒毒月刊》第47期，1931年3月，第4、6页。 至于种植罂粟的原因，从调查材料中可以归结为四点：“一、较他种农作物获利丰厚；二、地方紊乱，土匪包庇；三、邻地种而未铲，因此玩法尝试；四、当局收税了事，并非真正铲除”[4]。其实，种烟的高额利润才是乡农种烟的本质所在，其他几项仅为这种违禁行为提供了有机可乘的机会。以山东、河南10县为例，其种烟原因，乡农出于自动者有8县，被迫者仅2县。调查材料比较了各县种烟的利益。 从上述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在山东、河南的8县之内，每亩的投资、产量、总值、利益均有很大的差别。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各地行情的差异，还是由于统计资料本身的误差，一时尚难确定。但从表中综合来看，种烟的每亩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平均高达三四十元。虽然每亩烟苗还要交纳十元左右的烟捐，但扣除苗捐之后烟农的利润仍然相当诱人。正因如此，想方设法偷种罂粟的事情才屡禁而不绝。各县种烟的亩数有如下表。 表2 山东、河南各县种烟亩数比表
资料来源：《各地民众报告的分析》、《拒毒月刊》第47期，1931年3月。 由上表可见，山东、河南县份的种烟亩数相差县殊，少者如罗山不足二百亩，多者如邓县高达一万亩。各县种烟亩数占其田地总数的百分比也大相径庭，益都、唐河仅为0.1%，而洛宁、洛阳却在20%以上，平度则高达30%。1929年华北的禁烟令已经实施，调查表中各县的种烟亩数却有一半以上较上年增加。这说明，由于烟毒问题的根深蒂固，华北三省在实施烟禁之初，境内的种烟情况虽较北洋时期为好，但在部分地区还相当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