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主要依据河北省获鹿县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地方档案资料（现藏于河北省档案馆），探讨当地村级行政及税收组织的实际运转情况，以及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并就此请教于方家、同行。 一 问题的提出 早先一代学者有关晚清以来乡村基层组织的研究，在资料来源上，多依靠《皇朝文献通考》一类的官方文献、地方志书，或私人笔记、文集等。20世纪60年代初，萧公权曾指出此类资料的不可靠之处，认为其中“多含官僚文人的偏执、虚伪、粗心，或大而化之”（注：Kung-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p.51-53.）。萧氏本身的研究，在史料上也并无新的突破。不过，经过他的细心梳理，加之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努力，人们对清初以来用于地方控制的一套官方制度（包括基层社会治安方面的保甲制和税收方面的里甲制）的实际执行情况及其中的弊端，已可以窥见大体的轮廓。例如，萧公权及瞿同祖的研究均显示，无论保甲制还是里甲制，在实际施行中，皆因时因地而异。但到18世纪早期，此类官方制度在不少地方已趋于式微（注：Kung-chuan Hsiao,ibid,Chapter 3; T'ung-tsu Ch'ü,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202-203,300.）。代之而起的是各种非正规做法。在村一级或村之上，乃出现名目不一的半官方人员，承担以前保甲、里甲的职能。官方文献常称此类人员为乡保、地方、乡地、保正或地保。 尽管这类非正式人员在乡村基层行政管理中至关重要，早一辈学者对他们在地方上所扮演的实际角色，并不十分清楚（注：其主要原因，据萧公权称，乃在有关乡村日常生活第一手资料之极不易得。在萧氏看来，“帝制时代中国乡村的居民，多目不识丁。他们的生息劳作，并不能引起士大夫的兴趣，当然也就不会留下什么记载。那些关心‘民瘼’的官僚士绅，也只是泛泛而谈，并未具体描绘乡间生活的真实状况”（前引书，51页）。）。不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大都肯定，清代中后期的所谓地方、地保一类人物，均是由当地村社提名，再经县衙门任命，负责本地与地方治安、税收相关的事务。至于这些地方和地保是如何具体选拔和委任的，其详情便不得而知。对于他们与本地村社之间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例如，萧公权和佐伯富均认为，地保主要是对提名其担任此职的地方民众负责，而非对县衙门负责。因此，地保在当地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政府的代理人，倒不如说是地方民众利益的代表者（注：Kung-chuan Hsiao,ibid,pp.69-72；佐伯富：《清代の乡约地保について》，《东方学》28卷（1964年），91-119页。）。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说，认为地方只不过是由县衙门任命，并直接对其负责的乡间代理人。但此说纯系依据官方条文，并无实证材料加以支持（注：John R.Watt,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190.国内较早的研究中，亦有学者笼统地认为，清代的里正、保正人员，系“由地方上的富户、地主充当”，“是清朝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反映了封建后期的国家机器对人民群众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戴逸主编《简明清史》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279-280页）。）。还有学者利用晚清总理衙门档案，在对19世纪后期福建地方官府处理本地教案的过程做了一番研究后，提出富有弹性的看法。据称，地保一职在当地村社中的实际作为，乃取决于地方绅士与官府之间的势力平衡。地保在基层管理中的重要性，固然远胜于衙役，甚或先前的里甲、保甲。但是，乡间的权势人物，亦会利用地保，当做官府与本地村社之间的中介人物，起上传下达的作用，避免自己出头露面，直接跟官府打交道（注：Alan Richard Sweeten,"The Ti-pao's Role in Local Government as Seenin Fukien Christian'cases',1863-1869",Ch'ing-shih wen-t'i,Dec.1976,3.6,pp.1-25.）。换言之，地保既听命于官府，又受到地方士绅的操纵。 晚近的研究有所突破。黄宗智在研究19世纪冀东宝坻县衙门档案的基础上发现，当地最基层的半官方行政人员，是管辖多达20个村的乡保。此类乡保，多由当地有名望的人物提名，经县衙门批准后充任，负责督促所辖乡众按时纳粮，并在限期过后为欠税户垫封。由于乡保吃力不讨好，村社中的权势人物很少愿意充当此职，而是提名普通村民担任，自己在幕后控制。乡保实际上成了官府与地方精英间的缓冲（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237页。）。王福明同样利用宝坻档案，并佐之直隶各县志书，对乡保的选任情况，做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考察。他的结论基本印证了黄宗智先前的发现（注：参见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章。另有学者认为，保甲执事的选举之权，“掌握在地主士绅手中，并尽可能动员地主中最有财力、声望之人出任”。同时，“也有不少乡绅不乐于亲身任职，只在背后操纵，物色代理人，干预左右地方事务”（华立《清代保甲制度简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6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104、116页）。）。 上述东西方学者的努力，有力推进了学术界对19世纪中国乡村基层行政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清代后期的地方治安网络及税收制度，各地差异较大。即便在直隶一省之内，亦是如此。以京津一线以北的冀东地区为例，当地历史上天灾频仍，土地贫瘠，农作物收成低，村庄组织松散。而保定以南，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冀中南地区，位处山麓平原，长期以来井灌发达，旱涝之灾远少于冀东。这里经济作物（尤其棉花）种植普遍，农业生产率较高。由于居民生活相对稳定和长期生息繁衍，单姓或只有一两个大姓的村落分布普遍，村庄组织紧密，村民凝聚力强。此一自然及人文生态上的差异，必然反映到基层社会控制组织上。如何理解在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态及权力结构中所孕育的村社内部组织结构、不成文的惯例与准则，以及由此所显现的国家与乡村关系之地区性差异，将是我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再者，我们至今仍不甚清楚，晚清以来，国家权力是如何渗透到乡村一级，与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和利益结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扎根当地的政府控制机制。早先的研究，主要依靠官方文献，因此只能提供清代以来地方治安和征税制度历史沿革的概貌，而无法描绘这些制度在村庄内部的实际运作情形。有关冀东乡保的新近研究，在资料及研究深度上，比从前均有突破。但乡保本身是一个管辖多达20来个村的半官方人员，在单个的村庄中，其影响力十分有限。而我们目前对乡保的了解，仍只限于地方显要的保举过程，乡保的身份背景，及其在地方上的大致职能。至于基层行政及税收制度在村庄内部的实际运作情形，包括半官方人员的具体产生过程，此类人物在村社中的实际角色，以及村民交纳税款的具体办法及其有效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