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的舆论宣传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1)05-0074-07

      在辛亥革命史上，湘籍志士以尚武精神而著称于世，产生了一代闻名遐尔的军事家，其中有开国元勋蒋翊武，有被赞誉为“武圣”的黄兴，有护国将军蔡锷，他们不愧为战场上的英雄；而且，在这一时期，湘籍志士同全国各地革命志士一道，撰写和编辑了不少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作，翻译了大量介绍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作品，创办了30多种报刊杂志，而且身体力行，大力翻印和散发革命书刊，四处演说，奔走呼号，冲破了封建舆论的一统天下，使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邪说偃旗息鼓。湘籍志士卓有成效的舆论宣传为唤醒国人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也不愧为舆论界的骄子，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本文拟对湘籍志士的舆论宣传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一文中将辛亥以前的革命形势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理论鼓吹期”，后期为“分途实行期”，“其所以后期得如是行之者，盖认为前期鼓吹演成”。[1](P182)在“理论鼓吹期”，湘籍志士发愤著述，撰写或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其中首推杨毓麟的《新湖南》。该书于1902年冬在东京刊行，早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述。《新湖南》虽以省区命名，“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2](P342)，但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论述湖南省范围内的区域自治，而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以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他指出，列强之所以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上之远因和近因，“夫所谓历史上之远因者何也？则民族建国主义是也。所谓历史上之近因者何？则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是也”。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是“出于世主一人之野心，或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而是出于“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换言之，是出于经济扩张的需要，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民族建国主义”阶段，“列强之耀兵力以索取商权也，其始但有所谓通商主义而无殖民主义”；但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一变而为殖民主义也”，帝国主义实行的方针就是在全球推行殖民主义，“以殖民政略为主脑，而以租界政略、铁道政略、破产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为眉目，用以组织此殖民政略，使达于周密完全之地”。接着，杨毓麟还批驳了所谓白人是“优等民族”、其他有色人种是“劣等之野蛮民族及衰微民族”、“优等民族”侵略“劣等民族”是“天赋之权利使然”等谬论，指出这是“最无惭德的”“强权”政治。毫无疑问，杨毓麟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

      《新湖南》作者从强烈的爱国愿望出发，揭示了帝国主义利用清政府统治中国人民的卑劣手段，论证了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帝国主义“利用我土地以为其外府，则且利用满政府以为守藏之胥，利用我权利以适其阴谋，则且利用满政府以为窃符之使”，“于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而列强为之罗。”列强把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污蔑为“盗贼之行径、野蛮之举动”，把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屈辱条约和巨额赔款美化为“维持国家之安宁，保全外交之睦谊”，列强与清政府已成为一丘之貉，因此反帝必须“排满”。他说：“今日吾辈之所研究者，在存中国，在存湖南以存中国；苟有不必排满而得存湖南者，吾辈不必排满可也，苟其不出于排满而必不得存湖南者，吾辈又奚为隐忍苟活坐视其亡也”[3](P613-648)。他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作为理论武器，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即他所说的“民族建国主义”来反对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即他所说的“个人权利主义”来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封建官坤的压迫和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他十分赞赏并大力宣传“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有力地驳斥了康、梁等保皇党人片面强调种族融合的所谓“合则强、分则弱”的反对“排满革命”的谬论；也批评了国内某些人思想上存在的那种害怕“满政府之余威”、害怕革命会引起“外人之干预”的恐惧心理。杨毓麟把湖南人的历史责任放到民族运动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同时又把振兴中华的事业放在新世纪的世界全局中来认识，因而使自己的著作具有超越同时代革命党人的思想深度。《新湖南》一书出版后，“风行于世”[4](P116)，大量“传布内地”，成为当时散布“最多”、影响最大的读物之一。[2](P342)

      如果说杨毓麟的《新湖南》是用文言写成、专从学理上阐述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学说、鼓吹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等社会”中流传最广的话，那么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则是用白话写成、更容易在“下等社会”中流传。凡“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政见书》及邹容的《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4](P119)，从而使他赢得了“革命党之大文豪”的美誉。[5](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