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群体生活的需要，决定人们在实践中必然要进行交往。互动就是人们在交往实践的过程中发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实现方式。交往是人类的一种机能，又是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普遍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正是各层次主体、各种形式和领域的交往才建构了人们社会互动的网络，组织为一个社会整体。诞生于20世纪初的天津商会，伴随着商会组织的团聚力和活动力的不断加强，与国内其他商会的交往日趋频繁，初步呈现出一个经济活动相互交错的网络状态。因而，本文拟对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互动联系的构建、构建的基础以及影响等进行初步探讨。 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互动联系的建构 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广泛互动联系的构建，概括地分为两类：一类为一般性的，一类为专项性的。一般性的互动联系主要指商会间对有关组织改选变动、商务商情、科技信息等情况的相互通报。专向性的互动联系主要指涉及与市场经济、贸易活动、商人权益、民族利益有关的一切需要其他商会协助或是共同联合完成的活动。 第一、通报组织状况。清末，各地商务总会纷纷成立，及时相互进行通报。当时的天津商务总会会收到了34个全国各地商会有关各自商会成立情况的电函。北洋时期，各地商会间的来往愈加频繁。1917年，各地商会组织进行改选和整顿，有47个商会向天津商会通报改选情况。 第二、互通商情信息。民国初年，天津商会与其他城市的商会通报商情信息的行为是商会间最常见的，也是一种最频繁的联系方式。如武昌商会请天津商会介绍筹备参加巴拿马赛会经验时说：“贵处开放最早，乃商货荟萃之区，精华所在，品物繁多，遴选特色预备出赛，当然易如反掌。……务乞指示周行，以便趋步后尘”。（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2册，第24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津商会会长立即将自己筹备参加巴拿马赛会的准备情况和参会人员名单提供给对方。典当业在当时起着为社会提供资金的作用，因而典当业的正常营业对维持市场的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天津的典当业多是实力雄厚的长芦盐商所设，在全国首屈一指，而各地典当业每遇到问题，一定会请天津商会帮忙。辛亥革命以后，河南原有的典当业多半倒闭，河南省总商会致函天津商会：“请告之当地典当业业规。”1921年，山东省当业公所报告总商会，各县典业日渐凋敝，呈报停业闭歇的已达30多家。山东邻省直豫皖典商也很多，济南总商会认为，在这商战激烈之时仍故步自封，不象别人取经，“其势必至自困”（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2册，第240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于是，山东省总商会恳请天津商会帮助调查，并通报临近各省典当业的状况以及近几年的改进措施。商情信息的传播强化了天津商会与各地商会组织间的信息联系。 第三、联合抵制关税。商会之间互动联系的结果，就是借助于群体的力量，形成一个集合点，抵制政府的一些不合理政策，并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商人的主张得到政府的更多一些考虑，以维护商人权益。1922年初，天津商会为争取关税自定等问题的解决，迫切希望得到各商会的支持“本埠各商鉴于外交紧迫，曾以自觉之决心，自行改定关税，务希贵处同一主张，以免国难而正公理。”全国商联会和各地商会纷纷予以赞同，并立即在京召开商联会大会，讨论全国关税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3册，第349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北洋政府在商人们的一片请求与抗议声中不得不作出让步，并对其关税政策进行了部分的调整和修正。 第四、缓解金融危机。民国初年，国内社会的不稳定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铜元严重贬值，扰乱了市面与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整顿市面成为各地商会面临的紧迫任务。上海商会来电：“此事关系全国商民公共利害，救人即以自救，应请贵会一致主张，督促政府讯电照办”（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二）2册，第130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回信说：“敝会业经屡次开会筹议平价，遏止恶币办法，并呈省长施行禁止入境命令在案。刻正从事分头调查，一俟得有结果，必当严重与当局交涉，期维市面而利民生。”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统计，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天津商会与国内各地商会为此事来往的函电竟达29件。商会间的相互沟通，为各地商人取得共识，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与相应的对策，毋庸置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五、运筹粮食调配。“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商会始终十分重视粮食的运销。因此，每年办理平粜时，粮食的品种、质量、采购地、价格以及运价信息资讯总是不停地穿梭于各地商会之间。尤其是灾荒年，更需要各地商会间的密切相互配合与支持。1920年，天津遭旱灾，天津商会为了解决民食缺乏，多次请奉天总商会迅速调拨米麦运往天津。同时，天津总商会会长又派代表扬晓林、夏彦藻与安徽总商会落实南粮北运的协议。1924年的天津河水势盛，天津商会函请上海商会立即调集小麦进津，得到上海总商会、江苏总商会的竭力支持。同样，国内其它省遇到灾情，津商会领导层也会尽力襄助。1921年9月，上海、江苏省的四十余县被大水围困，上海面粉厂在天津采购的小麦被津海关扣住。当时，天津也面临严重的讯情，津商会会长不顾一部分粮商“拒绝小麦出境”的主张，立即征得省长、津海关监督各方面的同意，组织小麦源源运入沪地，以解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