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1)03-0122-05 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是一份内容多、时间长且有相当影响的教会报刊，在近代中国报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同时，因该报对宣传西学颇为热心，又不失时机地发表一些变法言论，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如戊戌变法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一 近百年来《万国公报》研究概况 《万国公报》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当时，梁启超、胡汉民诸人都曾对该报作过评论。1917年，《东方杂志》于第14卷第6、7号上连载了《上海报纸小史》一文，虽未明言及《万国公报》，但却对上海报刊的发展史作了述评。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在论述近代中国报刊发展的历程时涉及了《万国公报》，但未作具体分析，内空失之过简。1933年，白瑞华出版了《中国的报刊，1800－1912》一书，该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万国公报》的一些基本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史学界开始注意《万国公报》，代表性的成果有何兆武的《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张岂之的《论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西学》、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第二卷等。另外，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舒新城的《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一）、（三）也都对《万国公报》作了介绍和评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虽涉及了《万国公报》的西学传播等方面的内容，但更多的是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角度来分析和论述的，因而影响了《万国公报》研究的深入。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万国公报》的研究日渐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较前大有进展，研究的领域有新的开拓，研究的问题更加具体，研究的方法得以更新，出现了一大批颇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国外的代表成果有美国学者贝奈特的《〈万国公报〉研究指南》(1874-1883)、《教会报人在中国：林乐知及其杂志》(1868－1883)。港台方面的成果有石丽东的《〈万国公报〉与西化运动》、《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与李瞻合作）；梁元生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黄昭弘的《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以〈万国公报〉为主的讨论》；查时杰的《林乐知的生平与志事》；姚崧龄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清季的广学会》；曾虚白的《中国新闻史》；究》（未刊稿）；夏良才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万国公报〉》；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房德龄的《〈万国公报〉与戊戌变法》；于醒民的《〈万国公报〉的主笔是林乐知吗？》；朱维铮的《西学的普及——〈万国公报〉与晚清“自改革思潮”》（注：朱维铮还为《〈万国公报〉文选》撰写了一篇导言，内容与该文大同小异，故未列入。）；李天纲的《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叶再生的《广学会初探》；黄新宪的《〈万国公报〉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郑师渠的《〈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龚德才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刘家林的《中国新闻通史》（上）；刘惠吾的《上海近代史》；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晚清文化卷》等。回忆性的文章为江文汉的《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 二 对几个主要问题的观点综述 近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万国公报》的研究涉及到许多问题，在此谨就几个主要问题加以综述，以窥《万国公报》研究进展的广度和深度。（注：本部分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大陆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间或涉及了港台的一部分。国外的研究成果并未包括。） （一）关于《万国公报》的性质 勿庸置疑，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最终目的便是播福音于中土，拯救他们眼中的“异教徒”而使之皈依基督。他们在华的所有活动都以此为依归。而创办报刊，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更迅速的方法”。《万国公报》作为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一种教会报刊，其性质如何？换言之，其宣传的主旨何在？这是对其进行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有些论者根据《万国公报》前后期的不同，认为从《教会新报》更名而来的《万国公报》“仍以传布基督教为总宗旨”，而1889年复刊后，“刊物内容的重心逐渐由普通西学转向中外时事政局”，“已变成综合性杂志”。[1-2]有的论者则指出，《万国公报》名义上是一种教会报刊，但“有关教会的新闻和阐明教义的文章却不多见”，刊物上大量刊载的是“评论中国时局的政论和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知识性文章”，“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3-4]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复刊后《万国公报》的性质是研究者们争论较多的问题。夏良才、王林二人不同意上述说法。夏良才认为，复刊后的《万国公报》虽“只字不提宗教”，但“实际上它把基督教义渗透到了各个方面，溶合了基督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于一体”，“始终以西教为‘最大要义’，仍是一个宣传宗教的刊物”。[5]王林指出，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并非放弃了宗教说教，而是改变了宣教方式，不再单纯地宣讲教义，而是寓教于学，以政论教，在介绍西学、评论时事的文章中极力鼓吹西教为西学之源，西教为西政之本”，因而“仍是一份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6] （二）关于《万国公报》的西学传播 近代以降，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加深的是西学东渐局面的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来华传教士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创办的报刊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亦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万国公报》之所以在近代中国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它对介绍、传播西学颇为热心。《万国公报》究竟介绍了哪些西学知识？它所传播的西学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作用？这是研究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熊月之认为，《万国公报》“涉及西学的内容相当丰富，不但有关于西学著作的连载，而且消息报道、时事述评中亦有西学内容”。其所传播的西学，与专门译书机构相比，“有弱点也有优点”，“弱点是比较零碎，优点是迅速、及时、有针对性”。[7]王林通过对《万国公报》介绍的西学内容的详尽考察，指出，19世纪后期，《万国公报》是介绍西学“最为集中、最有影响的刊物”，19世纪末介绍的多为西方自然科学，涉及到天文地理、医药卫生、声光化电等多种学科，20世纪初年则以社会科学为主。由于《万国公报》传播的西学最早或较早，内容也比较全面、系统、详细、准确，所以它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体”。[6]夏良才分析了复刊后《万国公报》介绍的西学知识，得出结论说：“该报在复刊以后到甲午战争以前，对自然科学的介绍比较重视”，而“更多的是介绍西方社会伦理学说”，同时“很注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经济学派的理论”，包括流行于欧美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