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5-0559-07 1911年末至1912年初，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进行了近2个月的议和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清帝逊位，国家实行共和体制，袁世凯继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这次议和谈判，简称民元南北议和。这次议和，与辛亥革命成败有密切关系。过去国内对这次议和的评论，贬多褒少；孙中山被说成是反对议和的左翼代表；让权袁世凯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衡诸历史实际，这些评论不尽合理。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此做些评论。 一、南北议和格局的形成 民元南北议和，是当时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南北议和在几经曲折之后，最后达成协议，也是诸多社会力量互相妥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归根到底，是由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过去把民元南北议和说成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不无一定道理，但存在片面性，即把革命党人的妥协倾向片面地夸大了。不顾情势，把议和的责任全归咎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妥协，是不公平的。 首先，最早倡导议和的，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在议和过程中，外国侵略势力又充当了导演的角色。英国是当时外国在华势力最大的国家。革命党人首义地在英国势力范围，纷起响应的地区，主要也在英国的势力范围。战火的蔓延与扩大，势必对英国的利益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危害。因此，他们迫切希望革命战火早日熄灭，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早在武昌起义不到半月，当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向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四国银行团提出一年期1200万两的贷款时，四国银行团的惟一要求就是“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1]（第765页）。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革命烽火遍及全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惊呼：“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朱还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者的角色”[2]（第60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11月26日汉阳之战进入最激烈阶段之际，朱尔典感到“战事的继续进行，将使汉口的英国人士遭受危险并感到惶惶不安”，于是立刻会见袁世凯，陈述了英方意见。袁当面保证，如果能够根据双方都很满意的条款达成一项休战协定，他将乐于下令停战。同时，授权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将此意向转各黎元洪[2]（第73页）。英驻汉口总领事葛福秉承朱尔典的电示，立刻着手斡旋，终于很快达成在武汉地区停战三天（12月3-6日）的协议。12月4日，停战刚才实行，袁世凯又会同唐绍仪起草了议和大纲，仍然是通过朱尔典授权葛福“尽力斡旋，保证使这些条款被接受”。其中第一款即为“目前的停战期限届满后，延长十五天”[2]（第133页）。此后停战一再延续，直到达成协议。这样，在英使导演下的停战，就成为辛亥革命由军事斗争走向议和谈判的转捩点。 同样，在议和谈判中，英国等外国侵略势力的意向，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北议和的谈判，英国驻华使节充当了牵线人。议和谈判的地点也是在上海英租界的市政厅。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的寓所，同样是由英方精心安排，住在英国资本家李德立的家中。为了促使南北和谈成功，在英国的串通下，英、日、美、德、法、俄6国公使于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共同决定，议和谈判开始前，即由各国驻上海总领事分别向双方代表递交同样内容的照会，强调“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吁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2]（第167页）。这简直就是对议和双方代表下命令，哪是什么照会？ 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实行共和制，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每当谈判出现波折，总是英国势力在发挥协调作用。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包括美、法等共和制国家，开初皆不赞成。由于南方革命党人坚持不屈，执意实行共和制，大多数国家态度才有所转变。而东邻的日本，由于担心中国改变政体会影响本国政局，仍然坚持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并准备对中国实行强力干涉。议和谈判因此一度停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此多方疏通，并由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代表英国政府表态：“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人民愿意采取的无论什么政体下，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2]（第172页）日英是同盟之国，日本见连英国都不支持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才“暂时表示同意，以观日后演变”[3]（第336页）。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国内各地吁请共和的压力下，也于12月28日由隆裕太后发布懿旨，同意政体问题“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4]（第155页）。这样，停顿了8天的议和会议，才在12月29日恢复。通过连续3次会议，最终就召开会议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 清帝退位，是实行共和政体、袁世凯当大总统的重要条件。面对这个问题，袁世凯自己不便开口，又是外国势力为之搭桥架梯。1912年1月，南方革命党人已一再表白，只要清帝宣布退位，实行共和政体，就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可是，如果按照双方协议，由各省推举代表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非3个月不能成事。因此最简捷的办法是由清帝顺应各方共和要求，自行宣布退位。在这种情势下，英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后来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首先建言：“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1]（第830-831页）结果，在他的策动下，上海商会首先向清廷摄政王等发表通电，汉口商会等继起响应。段祺瑞等42名高中级军官也通电赞成共和，要求清帝退位。清廷接到各方来电，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接受退位后的优惠条件，于2月12日正式宣布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