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又叫赀选、开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政府条订事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成为制度，这就是捐纳制度。 捐纳开办由来已久，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据史书记载，秦汉两代，每逢军兴、河工或灾荒，统治者每多举卖官爵，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公元前243年，因蝗灾，秦始皇嬴政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西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纳粟边陲，可得上造、五大夫等爵位。武帝时，令“吏得入谷补官”，“令民得入粟补吏。”（注：《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东汉末年，灵帝为了积财，“聚为私钱”，大举卖官，上自三公，下至羽林郎，均可以钱购买，公、卿、吏各有定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干戈，军饷奇绌，各朝无不“鬻官为市”；待天下甫定，新朝甫立，又因仓廪虚罄，率行开捐。以后的历代封建政权也无不开办捐例。 提起清代的捐纳，人们自然会想起李宝嘉的小说《官场现形记》。无不对书中那些捐官的迎合、钻营、蒙骗、倾轧、昏愦糊涂、卑鄙龌龊感到恶心，无不对那些蒙骗坑人的捐官感到切齿痛恨，是书对捐纳制度进行了批判，但它毕竟是小说，不是学术著作。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捐纳制度的出现和存在自有它的历史“客观”原因和特定的历史作用，不能简单化地看待它。 清代捐纳制度，始于顺治朝，完备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它与科举、荫袭、保举同为清朝选拔官吏的三个重大途径，存在了两百多年，对于清代的社会政治，尤其是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 为解决大批“士者”出路广开捐例 顺治初年，清政府规定士子可以纳粟入监学习。1674年（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叛清，康熙帝发兵讨伐，因“度支一时不继”，决定暂开事例，允许士民纳赀捐官。开办两年，所入不下二百万有余”。捐纳最多者为知县、知州，大约有500余人。“三藩之乱”平定后，复因西安、大同饥馑和修浚永定河及增置通州仓厫，再开捐例。这几次捐例，除了翎衔、封典、加级记录外，不仅可以捐知县，还可捐道、府实缺官。康熙帝死后，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又发生叛乱，清军粮秣供应不上，即位的雍正帝特开办阿尔台运米事例。此后，为了加强西北、西南边疆防务，又继开营田事例、广西民捐谷入监事例。（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三。）雍正朝，除道、府、同知不准捐纳外，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州判、县丞均可报捐。1742年（乾隆七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水灾，乾隆允开捐例。规定：京官从未入流、从九品及一应小京官以上至郎中为止，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道员为止；武职自游击以下，俱准捐纳职衔。1770年后又规定：凡文职，京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以下；武官自游击以下的降、革、留人员，均可捐复，从而扩大了捐纳的范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开捐主要是为了筹集军饷和治河、赈灾的费用，它对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使政府在田赋收入之外，另辟财源，以济国用，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但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盛世”，有记载表明，当时“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注：《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户部库银尚有七千余万，帑藏充盈，足敷供亿世。”（注：《清史稿》卷一一一，总字第3197页。）钱库存银因久存不用而变黑，仓厫积谷因年久而霉烂，政府只得散给民间。可见，国家经济并不困难，完全可以不开捐例。且每次开捐收银不过一、二百万，尚不及库储银的三十分之一，康、雍、乾三代皇帝都是有名的贤君圣主，总不至于为了区区几百万两银子而不惜开办“败坏名器”的捐例。它的开办显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首先与当时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社会上知识分子严重过剩有关。 清初，中国人口约在六七千万左右。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大量增加。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颁谕，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口剧遽增长，到康熙末年，中国人口已突破1亿，乾隆中叶骤增至2亿多。清代学者洪亮吉对于当时人口的增长情况曾有具体描述：“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增二十倍焉”。然而当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学授徒之馆不加增”。（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世界书局仿古字版，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为士者十倍于前”，说明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有了大量增长，而“拥学授徒之馆不加增”，则说明地主阶级子弟在读书求仕的道路上遇到了严重困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主同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相比，总是居于少数，但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封建统治阶级及其附属阶层的人数，也必然相应增多。地主阶级的人口虽然有了成倍的增长，但当时不论政府公职人员的法定数额，还是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增长的速度而加增。以进士为例，当时每次会试录取的进士名额最多者为雍正年间，一次录取406名，最少者为乾隆时，一次仅取96名。平时每科一般在300名左右。（注：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目录索引》，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这就造成了文化人严重过剩现象，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失业”，无官可做，给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压力。许多文人士子因“屡蹶科场，殚其毕生精力”，由少到老，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不得一第”的悲惨结局，而对社会心怀愤懑。薄松龄一生九试不第，说他“熬场半生，萧条无成”。他写《聊斋志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志异而发泄胸中的不安。（注：薄松龄：《醉太平》，见于在春《清词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这使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采取补救措施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