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讲的“一体化”，是相对于“因俗而治”和“分而治之”政策而言的。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清朝对新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分而治之”政策，建立了以伯克制度、盟旗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为主的多元化管理体制。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建立和与之相适应的政策的实施，清朝在广阔的西、北边疆地区保持了长期稳定而有效的统治。但是，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清政府为了确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不得不改变“因俗而治”的传统政策。就西、北部边疆而言，一体化就是改变新疆、蒙古和西藏等地区多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行省体制，以达到“治同内地”的目标。其主要途径是，以移民开垦为先导，广设州县，进而建立行省。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放弃和放松对东北、蒙古地区的“封禁”，逐步解除各种“边禁”，鼓励内地汉民移居关外，开垦土地；19世纪80年代在新疆、台湾相继建省；清末“新政”期间，将东北三将军辖区改建行省。随之，在蒙古和西藏也实行“改制”并开始筹划设省。这些措施标志着清朝传统的治边政策已发生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对上述边疆地区历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推行一体化政策的历史原因 （一）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边疆危机是清朝政府放弃“因俗而治”、“分而治之”政策，推行一体化政策的首要原因。 清廷与蒙古、西藏和回部（即新疆南部维吾尔族地区）的政治隶属关系是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清兵入关，清朝确立对中原的统治之后，在西、北边疆地区，除漠南蒙古已纳入清朝的统治范围外，其它边疆民族政权尚未与清朝建立隶属关系。当时在中国的西、北边疆地区有以下边疆民族政权：北部的喀尔喀三汗部；西北地区的卫拉特——准噶尔汗国，叶尔羌汗国；青藏地区的蒙藏联合政权——和硕特汗廷。这些民族政权，占据着自漠北喀尔喀，经天山南北路至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统治着蒙、维、藏等民族。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百余年时间里，清朝经过康、雍、乾三朝的不懈努力，最后完成了西、北边疆的统一大业，把蒙、藏、回各部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 在统一过程中，清朝对西、北各民族的政策主要遵循了以下两个基本方针：一是“因俗而治”，即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二是“分而治之”，即“众建而分其力”。清朝统治者在承认民族地区特殊性，同时又防止对己产生不利因素的基本原则下，在蒙古、西藏和回部分别建立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和伯克制度等不同类型的行政管理制度，从而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权。 嘉、道以后，清朝国势日趋衰落，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也日益松弛。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更给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猛烈的冲击，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严重的内忧外患，使清朝政府深深地陷进了统治危机。它再也无法像往常一样维持与边疆民族上层之间的传统关系了。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随着东西列强的不断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普遍危机。远离内地、清朝统治相对薄弱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等边疆地区日益成为俄、日、英等帝国主义的主要侵略目标。于是，清代前期形成的“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治边政策已经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入侵，不能确保边疆的安定和国家领土完整。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国防压力的日益加重，清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只有大量移民于边疆，并全面建立起州县体制，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才能得以巩固边防、稳定边疆，保住在全国的统治。清政府终于不得不改变“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治边观念，开始推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 （二）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与统治阶层内部关系的嬗变也是促成清政府改变传统治边政策的重要原因。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无疑，列强入侵造成严重的边疆危机，是清朝边疆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清朝传统治边政策的转变还有深刻的内因。对此，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国内反抗斗争与清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危机。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不仅沉重打击了清朝在内地的统治基础，而且对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陕甘回民起义是在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起义的直接影响下掀起的，是当时全国反清运动的一部分。1864年陕甘回民起义的战火波及到新疆，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清起义，清朝在新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由于新疆地区特定的宗教和民族结构，起义领导权落入了宗教、民族上层之手，使起义的性质迅速复杂化，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称王称汗，为扩大地盘，相互攻杀，严重破坏了新疆的社会安定，为外部势力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陕甘回民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彻底镇压回民起义，命令内外蒙古所有十个盟全部出兵“剿回”。受到回民军直接进攻的西部盟旗出兵“剿回”自不必说，相隔数千里的内蒙古东三盟和外蒙古各盟也被迫派出兵马，卷入战争。这是准噶尔平定以来，清政府在全蒙古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战争的破坏和频繁的军事征调严重地影响了蒙古地区的社会生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回民起义期间，在伊克昭盟地区爆发了旨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独贵龙”运动；内蒙古东部地区爆发了白凌阿、弥勒僧格等人领导的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从此，蒙古地区便进入了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回民军起义和清政府“剿回”战争的硝烟，终于打破了蒙古高原百余年的平静。蒙古地区再也不是清王朝稳定的后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