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觉醒

——上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

作 者:

作者简介:
严昌洪(1943-),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中国人使用的“世纪”一词,来自日文。“世纪”概念的引进,使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在扩大空间范围的同时,又扩大了时间范围,人们认识历史,思考问题又多了一种视角,把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新的百年里,于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许多中国人表现出对新世纪的热情关注。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今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走向进行了分析,大体上揭示了后来成为20世纪历史潮流的三大问题,即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认为20世纪的中国,必将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以崭新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对20世纪认知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中国人民产生了忧患意识,爱国学生产生了使命感。于是,在三民主义旗帜的号召下,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起而为实现自己的使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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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5-0005-09

      “廿周新纪太平洋,墨雨欧潮推亚强。

      军国民志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

      这是乌目山僧黄宗仰《〈驳康书〉书后》一诗中的四句,该诗发表于1903年8月23日出版的《江苏》第5期上。诗句以豪迈的激情,讴歌刚刚跨入的20世纪将是亚洲崛起的世纪,在欧风美雨影响下觉醒的民众所激发出来的奔雷掣电般的巨大威力,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后世的政治家和学者预言20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时,曾被人讥为是天方夜谭般的神话,岂知中国诗人黄宗仰早在刚刚迈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在预示新的世纪就是“太平洋世纪”了。

      在19、20世纪之交,像黄宗仰这样对新世纪提出自己看法的人不在少数。今天也逢世纪之交,在人们纷纷预言21世纪将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是很有意思的。

      聚焦新世纪

      “世纪”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指记录帝王世系的典籍,那时尚无作为纪年单位的用法。以“世纪”作为纪年单位始于西方。西方人为了简洁地表述年代跨度较长的时间,借用希腊文中的centuria(100)创造了century(世纪)这个词,100年即为一个世纪,这本来是年代学上一种方便表述的形式,并无特别意义。但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自然时间’的推移一旦与人类社会活动相映衬,就会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时间’。”[1]喜欢把新的希望寄托于新的一年的人们,常常会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新的世纪。于是世纪之交就被赋予了历史转折的意义,人们就有了在世纪之交对正在过去的世纪的回眸与总结,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展望与期待。同时,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一天等于二十年”,并不只是用来形容的修饰语,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100年,历史长河当中微渺的一瞬,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纪不再仅仅是一种纪年的方法,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中国人使用的“世纪”一词,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史学著作时常常遇到century一词,西方近代史学著作中对长时段历史的论述,往往使用century的概念,日本人将其译为“世纪”。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日文版的西方历史教科书,也便学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之类的词语。到了他们自己翻译西方著作和写作时,也就使用起“世纪”一词来了。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其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说,梁启超在文章中遇有中国人前所未见的词汇,亦即日本词汇,便加上自己的注解。如:“故使路得非生于十六世纪(西人以耶稣纪年一百年为一世纪),而生于第十世纪,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实藤惠秀还指出:“世纪”一词是进入汉语的日本词之一[3](p290.328)。当时留日学生对“世纪”的认识常常与夏历搅在一起,有位笔名为“富士始一”者作诗一首《庚子阴历除夕述怀,时在日本》,诗中有句云:“冬十一月,岁辛丑,二十世纪初哉首”,是说庚子年冬十一月,是20世纪的开始(初、哉、首均有开始之义)。虽然他把夏历的辛丑年也根据公历错误地提前到上年十一月,但他把庚子年冬十一月作为20世纪之始却是很正确的,因为夏历庚子年十一月十一日,正好是公元1901年1月1日。

      “世纪”概念的引进,使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在扩大空间范围的同时,又扩大了时间范围,在“古代”、“现代”和“将来”等宏观概念和“年”、“月”、“日”等微观概念之间,又增加了“世纪”这个中观概念。人们认识历史,思考问题又多了一种视角。具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喜把新桃换旧符”古老传统的中国人,原来总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带来新的运气。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两年里是难以改变的,人们只好年复一年地仰天长叹。而有了“世纪”概念后,他们的眼光变得长远了,把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新的百年里,于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许多中国人表现出对新世纪的热情关注。有的文章题目就是《二十世纪之新鬼》、《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二十世纪之中国》(已见两篇同名文章)、《二十世纪之太平洋》、《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主人翁》,有的刊物名称就叫《二十世纪大舞台》、《二十世纪之支那》,有的刊物还用“新世纪”来纪年,将1907年署为“新世纪七年”,有的作者笔名就叫“二十世纪男子”。20世纪已成为当时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这既与作为新事物的“世纪”概念的引进有关,也与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有了新的角度有关,更与19世纪末本来就存在着的内外变化有关:在外部世界,东西方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加大了在世界各地竞争的力度,也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继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后,正在世纪之交的时刻,8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入侵中国,将中国抛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在内部,刚刚镇压了戊戌维新运动的清政府却祭起了改革的大旗,新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人们不能不关注的。上上个世纪之交,即18、19世纪之交,中国人尚无“世纪”的概念,时值清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新的“世纪”或“百年”的来临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可以说,人们此时关注新的世纪,实是历史的一种进步。

      同时,中国知识界对20世纪的关注,也受到当时西方和日本言论的影响。

      新的世纪到来之际,正是“帝国主义”一词在西方世界里被愈来愈多地用于说明20世纪的时代特征之时,日本人受到影响,于是有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与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的出版。这些书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影响,他们不仅将书翻译出版,而且把书中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引为同调[4]。日本社会活动家对于20世纪的关注自然也影响了中国留学生。幸德秋水尝言:“回顾过去的百年,实在是以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速度发展进步着。20世纪的进步将比它更加迅速。对此,我等深信不疑。恰如千仞飞瀑越接近地面,其重力加速度越大……因此今后的文明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华丽,何等的幸福,几乎难以想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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