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2)02-0085-04 自1998年4月中国国家大剧院开始国际招标，共有44个国内外的设计方案[1]送交业主委员会，经过一年零4个月的几轮筛选、修改，最终选中了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w)的设计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一公布，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空前激烈的争论。安德鲁自己形容它是“湖上仙阁”，法国的报章将之誉为“一颗晶莹剔透的明珠”，但是更多的人说它像一只巨型海蜇，是一只大笨蛋、大皮蛋甚至大粪蛋。 人们恐怕还不太了解什么是痛苦的设计过程。面对国家大剧院这样的重大项目，建筑师们的想像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与环境的双重压力。竞标文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1](P18)这就是说：无论建筑师们如何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其设计构思都会成为连绵不断的建筑历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呈现出当下状况与历史传统的观照。由于建筑地点的特殊性（注：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地点在北京市的市中心，在天安门和紫禁城旁边，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与人民大会堂隔街相望，沿长安街横向展开这一地段是直接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地段。），建筑师们还要谨慎地处理好这个充满历史线索的空间环境中的“邻里关系”。一旦受制于历史与环境的现实，想像本身就变成了思考，其目的是在一系列被建构的问题式中寻求最佳答案，这比诗人漫无边际的想像更接近设计过程的实质。 关于安德鲁的设计方案，引起激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建筑的形象及其功能的问题。著名建筑师路易·沙利文(Louis Sullivan)早已指出了建筑的本质特征之一——“形式追随功能”。然而，这场严肃的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其根本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探索新的剧院类建筑的功能。虽然竞标文件所规定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功能有关，但建筑师们却已经把功能问题让给了各类功能专家。对建筑师本身来说，他们觉得去思考一个拥有“最佳功能”的大剧院，显然是弄错了竞争的焦点。如果今天有人反问沙利文，44份竞标方案中大部分都满足大剧院的功能指标，在这44种建筑形式中的哪一种最有资格去充当“功能”的追随者呢？沙利文肯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从竞标的结果来看，大多数内行的建筑师早已解构了沙利文的咒语，他们宁愿从加尼埃(Jean-Louis-Charles Garnier,1825-1898)的巴黎歌剧院到伍重(Utzon)的悉尼歌剧院的建筑艺术发展史中找到“形式战胜形式”的规律。可以肯定，某些仍执迷于改善功能以求得形式的建筑师，已经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设计竞赛的中心问题只能是建筑的形式问题，诸如体量、色彩、韵律等等使建筑成为艺术的因素，这是建筑师们必须苦苦思考和追求的。 既然竞争的焦点集中在建筑的艺术风格上，建筑师们就不能不考虑什么是风格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是“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与民族传统”[1](P18)。有悟性的建筑师此刻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个人主义式的思考”，清除掉“我喜欢什么”或“我宁愿怎样”等不理智的主观念头。在内部的方案研讨会上，经验丰富的设计主持人一定会这样确立设计方向：去寻找那些“有意义的形式”，不管你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 问题是，什么是“有意义的形式”呢？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对“意义”的定义是：“意义产生于个体把自己置于他人位置，以他人眼光看待自己眼中所看到的体验；意义就是那些可以昭示他人同时就昭示于昭示者自己的东西。”[2](P262)但是，这个关于意义的解释会让建筑设计师们感到无所适从。因为，如果缺乏一个自己与他人的“共同约定”，设计师怎么才能知道“他人的眼光”呢？所以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形式—观念对等式”，要知道，没有“形式—观念对等式”的帮助，形式是不能单独产生意义的。 只有共同的观念可以给多样的形式构思确立意义标准。当某种建筑形式等于某个观念或概念时，形式就产生了意义。当这个“形式—观念对等式”已成为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约定”时，米德的“他人的眼光”也就成立了。也就是说，人们看见一幢建筑，并不意味着明白“建筑的意义”；只有当他们接受了某个“建筑形式—观念对等式”的社会约定时，“看见”才能变成“看懂”。为了能让人们透过建筑形式去理解蕴含其中的深刻哲理，建筑设计师必须成为“建筑形式—观念意义对等式”的行家，擅长于把“无意义的形状”——如圆形和方形，提炼成“观念”——如“天圆地方”的哲理，并自觉地把这个观念与圆形套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相对应。如果再进一步考证观念的来源，可以得知“天圆地方”观念乃出自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那么这个建筑布局形式也就等同于中国民族传统，从而抽象的“天人合一”的民族思想精华便与具体可见的建筑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当人们按照这个圆形套方形的“建筑形式—民族传统对等式”去分析蕴含在建筑中的“深奥哲理”时，对等式便成为了一种“社会约定”。 这样一来，喜欢研究哲学的建筑师无疑比只会埋头画图的人更胜一筹。如果人们都习惯于透过建筑形式挖掘深刻哲理，那么那个能从圆形套方形中领悟到高深哲理的建筑师，当然在设计上更容易获得成功。但是，“形式—观念对等式”始终是一个让建筑师们喜忧参半的现象，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同时期的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形式—观念对等式”会随着观念的变化不断更新。正如，尽管有很多人从圆形套方形中领悟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我们仍不能阻止某些人硬是把圆形套方形看成是“拜金主义”式的建筑布局，因为这个形式同样会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铜钱（“孔方兄”）。如此说来，这个“建筑布局—民族传统对等式”是否就被解构了，或者被重构成“建筑布局—拜金主义对等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