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年以来，随着当代大众文化的快速蔓延。官方书展已由原本精英化的“高雅文化”的“俱乐部”，蜕变为一个大众化的、普及教育性质的“应试”的关口。这种“应试”制的官方书展代表了政府的权力体制，因此，它无所不在地体现出权力的控制痕迹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主办者既要照顾到各路英雄们名誉高低的座次以及书体、作品形式的种类平衡，又不能过份打击那些卖力地开展群众性书法活动，但实力却不怎么样的省份、地区的积极性；既要尊重和聆听“专家们”的意见，又不能冷了大众们的心；既要在稳健中“求发展”、“求进步”，又不能太前卫或太保守。有了这种种顾虑和权衡，无论主办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美好，如何尽量减少弊端的产生，我们看到的书展仍然是一些貌似四平八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实则空洞无物，徒具优孟衣冠的制品化的“二手货”、“速成品”。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则完全在这种不高不矮的标尺下，因为高过了标杆而被砍伐掉了，或者因现有的标尺无法衡量（如不写汉字的现代书法）而被拒之门外。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种令人乏味的书展在曲终人散之后，几乎每次都要遭遇书法大众们的抱怨甚至讨伐，但它仍会在约定的时间里成为书法大众们最热门的话题，成为书法大众们的又一次狂欢，成为证明书法当代文化存在的一种虚假的仪式。这与现代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由满足——不满足——寻求更新的、更强烈的刺激心理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同春节联欢晚会决不拒绝大众流行的东西一样，官方书展体制对于书坛上的流行书风虽时有微词，但在行动上的确是宽容的。道理在于政府倡导“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无论如何官方书展也不可以将大众的口味拒之门外。但是，作为“人民大众”的“大众”与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大众艺术”的“大众”，这两个不同概念中的“大众”如果是同一帮人，那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与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大众艺术”就极有可能且极为方便地变成一回事，官方举办的各类书展就极容易成为现代大众的笔墨狂欢。这是官方书展体制本身一方面鼓励艺术繁荣、艺术进步，一方面又要倡导“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这双重话语之间相对立的体制性的矛盾。由此也就可以解释：流行书风为什么会出现在官方书展上？为什么官方书展竟是流行书风最大的、最重要的竞技场？它的形成机制即在于此。一九九三年第四届中青展出现的“广西现象”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客观地说，“广西现象”原是现代学院式书法教育的形式训练在官方书展中的一次展示。但是，缘于书展评审机制对这一事件判断、引导的无力，广西书家群体的获奖并没有被引向一种良性的书法形式探求的路子上，而是很快刺激了书坛上功利主义的流行手段的生成与传播。书法大众们并不关心广西群体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们在观念、技法上的有意义的尝试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大众们最关心的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达到广西群体同样的获奖事实。所谓视觉化的“做古”、“做色”、“钤印”等等只是广西群体形式探索的一个非本质的、枝节性的部分，却被后来的书坛当作举足轻重的流行手段加以利用，并迅速扩散开去。这就是书法大众们对这门艺术的需求。问题是，这种由功利欲望驱使、不乏歪曲的流行现象竟得到了官方书展体制的默许，并且这种默许随着流行的不断升温，到了后来，官方的态度则完全变成了一种激励。只要注意一下二○○○年的第八届中青展就不难发现，“广西现象”之后的近十年间，制作化的新方法、新手段是怎样地无所不用其极，又是怎样地快速扩散、走向流行的。与此相反，一九九三年之后广西群体就像从书坛上消失一般，变得寂寞无闻。而通过各种民间渠道获得的关于广西群体的消息，却证明他们探索的足迹并没有停下来。只不过，他们现在的作品在官方看来，绝大多数已不再符合展览体制的要求——一句话，即使你搞得再好，你的作品不在官方规定的标志杆之内，只好请你回避。对比那些书法大众们对官方荣誉蛋糕的疯狂瓜分与当年广西群体的“首创”之功，的确，这一现实是颇具反讽意义的。不得不承认，在大众流行的疯狂轰炸下，官方书展的艺术性质已越来越令人生疑。各种书展与其说是各路英雄云集的“群英会”，不如说是各省、市书协、书人们分割官方荣誉蛋糕的“聚餐会”。这种聚餐还蕴涵着另外一层韵味，就是领导们可以以此强化自己的地位、宣扬自己的政绩，名家们则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声名，书人们借此挤进拥挤不堪的书法圈，大众们则有机会过一把“书法瘾”，尝尝书法“过年”的滋味。从这层意义上讲，这又是另一桌范围更大、气势更为恢弘、参与人数更多的饕餮大餐。只是不知这每一次如约而来的聚餐，除了带给书坛短暂的狂热之外，究竟还能留下些什么？从这层意义上讲，我倒是更愿意把流行书风看作未来代表中国文化一部分，具有真正独立艺术价值观的书法到来之前的一个必经的过程。虽然，流行书风的碎片化的“拿来”所暴露出来的追求感官刺激、艺术精神的彻底放逐，带给书坛的困顿与困惑不容忽视；但毕竟它以一种曲折的、暗示的方式把有关书法的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人等重大的艺术问题摆在了整个书坛的面前。至少这一点，流行书风比起书坛上那些抱残守缺的“冬烘们”、那些只知刻意制造学术垃圾、回避问题的“鸵鸟型”的所谓学者们要现实得多、视野也要开阔得多。而且通过流行书风的极端化的“拿来”，有关书法的艺术经验在歧变的流行中大大地丰富了。有关流行书风的精神放逐问题，如果把这种精神放逐理解为是对已有的艺术精神的放逐，把放逐当作是对曾经占有的那块土地的不满和拒绝，那么，这种放逐却有可能是我们到达另一块新的土地之前的一个必须的行程。关键是在放逐中，当代书坛、书人们必须有能力去发现前方的土地应该怎样？在哪里？至此，我们不妨尝试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流行书风可能不是未来书法的希望所在，但只要能在流行之中超越流行，未来的书法可能还是有出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