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书坛“丑书”代表书家，如王镛、刘正成、沃兴华、白砥、于明诠、刘彦湖、徐海、陈国斌、朱培尔等，他们都远离二王的优美、唐楷的庄严，主要汲取魏晋残纸、敦煌写经、摩崖造像以及砖文、瓦文及陶文等民间书法的养分，并将其有效地雅化、纯化，使其从民俗的阶梯升格到天真烂漫的艺术品味。“丑书”的出现，是由于观念的变异而引发的。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荡，更为重要的是对观念和心理所带来的强而有力的冲击。凡是没有清醒的认识，毫无心理准备的书法爱好者，在这一切到来的时候，会显得无所适从，甚至会成为反抗潮流的角色，哼起悲伤的调子，撑起传统的大旗，操起复古与回归的活计——“丑书”的得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这帮落伍者的愤恨。对于“丑书”的形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丑书”是书法家生态环境改变后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各个领域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个方面都在向世界潮流靠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真可谓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这种发展和变化，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从而使社会多元化后的书法也向多元化发展。但是，习惯于安于现状的文化人的生态环境也随之而彻底改变了。取代昔日那种饱食终日、闭门吟诗作赋或挥毫泼墨的是社会的纷繁多变、传媒信息的快捷和工作效率的加快。原有的心平气和因面对滚滚红尘而开始变得浮躁和激动起来。现实的改变使他们在无奈中增添了酸楚，因而，他们在紧张的节奏中轻松着，在激动不安中尽量平静着，在多变杂乱中竭力安定着，这种“别扭”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就会由心迹而转化为欹侧不安的墨迹。这就是“丑书”产生的外因，它是非常明显的社会因素。第二，“丑书”是当今书法家心态变化的对应物。生态环境的改变对书法家造成的最重要的后果，是使他们的心态严重失衡。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相继转型，书家们的生态环境遭到彻底性的冲击。这时，出现了诸如让他们“脑体倒挂”的现象。面对翻滚的商潮，他们有手无寸铁的尴尬；面对市场竞争，他们感到了处于夹缝中的悲哀。他们的自尊，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们的敏感，加重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对发展而多变的社会的适应，使他们身心疲惫，产生了急需调整的强烈愿望。他们是文化人，他们多半崇尚太史公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于是，采取应对现实的措施，就成了退避三舍，到书斋里去完成心灵的倾诉。本来就浪漫的书法家们在现实中无法浪漫，于是，就姑且只能在艺术中浪漫去了——他们将自己的忧愤，将扭曲的人性，将复杂的心态，将杂乱的思想——化为墨迹，他们化笔为枪奋力冲杀，他们纵横挥洒让失衡的心态得到慰藉……就这样，“丑书”应运而生了！这种转换，使书家们完成了从希望浪漫到制造浪漫并倾泻浪漫的变化过程，因而，可以进一步说“丑书”其实质就是书家浪漫人格的具体体现。改变书家心态的因素除了直接的环境变化外，西方思想的大量渗透也不可小觑。那些因国门大开蜂拥而来的西方文艺思想，特别是文艺美学的普遍传播，造成了人性的觉醒和主体精神的确定和高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也为书法的多元化发展设置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为“丑书”的流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第三，“丑书”是书法革新的成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了一个美术新潮。它最大的特点是反主流文化，它既反对国内的主流文化，也反对西方带殖民色彩的文化。书法在这个潮流中，也经受了感染，最终将书家分为抱残守缺的传统派、改良性质的创新派和探索前卫的现代派这三大类别。从那时起，书法已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迹象，但前进的步伐蹒跚而吃力。真正适合现代人并能表达现代人情意的书法尚未正式成熟。“丑书”的一大特点是强调对趣味的追求。“趣”是一种“不复较其似与不似”的尝试，是主观意兴压倒一切时，以一种随心所欲的态度来抒发真情实意，它显示了对传统的完美形式的蔑视，流露出更多的强烈冲突和生活含义。它具体地显现为结体上的违反常规和笔法的随意及其章法的新奇。“趣”的寻求和趣味论的建立，使书法走出了古典美学的狭小天地，窥见了前所未有的一片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