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不断伸延和融合中，艺术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装置、观念、影视、行为等以各种新奇的姿态一下子涌到世人面前。其视觉冲击力是架上绘画所无法比拟的。但我倾心的却依然是绘画的纯粹与优雅，绘画那种奇妙的感觉和诗意也是其他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从80年代末开始，我一直在反复地画土地，画农民。在所谓的前卫、新锐艺术面前，我也常陷于惶惑摇摆之中，有时我会感到自己的作品太“落后”了，太“土”了。周围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我所固守这种东西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有常为不能像超越别的东西那样超越自己而苦恼不堪。尝试着变化一下，心里就又不踏实。1994年画了《英雄远去》，正画着农民，突然“观念”了一下，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于是，原计划画8幅的系列作品画了4幅就撂下了，仍回来画农民。不久，就又不满意，又开始怀疑，又想变。可想变时我又会想：别人不画农民，我为什么就不可以画？“土”又有什么不好？其实这也不过给自己壮胆打气而已。正像段建伟说我的：“固执时就想改变，改变时又固执起来，他有许多无法割舍的东西。”无法割舍的东西就是土地和农民，以及对崇高和英雄主义的迷恋。虽然生活在都市之中，但满脑子都是玉米棵子和黄土地，那种与生俱来的对农民的热爱是如何也消磨不掉的。早几年就有朋友说：“你生活在城市里，住着宽敞的楼房，房子也装修的那么现代，你既然那么喜欢农村，你怎么不去住窑洞？为什么不到乡下生活？”我不知如何回答。可事实就是这么奇怪，呆在城市里整天烦得要命，只要往乡下一走，心情也好了，更没有了种种奢靡肤浅的欲望，只觉得心里踏踏实实的。 我很看重当代艺术给我的种种刺激，它刺激我思考，提醒我不能固步自封，要经常清醒地调整自己，并在调整中注入新的东西。但我更看重那种踏实的感觉，它使我一次次在迷茫时重回到属于我自己的天地之中。2001年我画了一些新画，想离生活远一点，如《吊驴》、《死鹿》等有些刺激性的画，但画了几张就停下了，这可能触到了我的诡异的感觉。我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偏离了我的目标？我怎么心里会不踏实？结果又回到了《燃烧的树》，《千年黄河》。想有一点变化实在是太难了，而最难的则是说服自己。当然，感觉是会变的，有些现在不喜欢的东西，将来喜欢了也说不定。现在时代变了，生活变了，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已不再是以前的模样，人们丰衣足食，心满意足，沉迷在电视广告里，沉迷在委琐的细枝末节中。大马金刀、率性而为的那些粗野而强悍的生命力哪里去了？这种潜在的焦虑和危机感又时常困扰着我，并使我产生找回人的尊严与真实的企图。这将是一种艰难的跋涉，这种找寻在今天已近乎梦想，可我就是不愿意放弃我认定的东西，是因为这里有我的美学理想？有我的道德责任？我说不清楚，总之，这样做时心里头感到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