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道德底线”竟然被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这足以表明：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引来了人们对道德危机的无比恐惧。其情况很像一些水墨画家的言行使得在水墨画界有人提出“坚守水墨的底线”一样。 本来，当代艺术在价值取向上强调的就是对当下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的关注，并用各种方式批判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异化现象。但为什么一些以当代艺术面目出现的作品会走向它的反面，甚至带来道德上的麻烦呢？ 很明显，关键的问题就是名利场的逻辑在作怪。从我对一些所谓当代艺术家的了解，我感到他们已经把当代艺术看成了争名夺利的竞技场。特别是更年轻、地位更低下的人坚持认为，倘要沿既有的“轨道”，即按常规进行创作，将永无出头之日，而改变命运的最好办法，就是要用惊世骇俗的方式去创造新的“轨道”。于是，如何向人们的习惯认知挑衅便成了重要的课题；道德随之成了无辜的牺牲品。既然“当代艺术”演变成了“事件”与“谋略”，其内在的价值与存在的合法性也完全失去了，这使相当多的人视当代艺术如洪水猛兽。 我在上面的说法，并不意味着人们的习惯认知是金科玉律，全然不可批判。问题是一个被批判视野的形成必须缘于艺术家对生活的严肃关注与反思。如果被批判的对象仅仅是引人注意的手段，这种艺术肯定是有问题的，它也不可能与社会产生互动性的对话关系。正是基于以上事实，我觉得，对于所谓当代艺术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使之多一些历史的使命，少一些名利场的逻辑。近来，人们时常在谈论一些“当代艺术家”出奇制胜的故事，老实说，我在得知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后，更担心一个个出奇制胜的故事会变成一个个陷阱，原因是，渴望在“当代艺术”竞赛场赛上头角峥嵘的人难免会形成一种病态的创作逻辑，这使得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复杂的竞争场上悠游航行，如何创造知名度，如何引人注意等等。 但是，这样的做法恰恰违背了从事当代艺术应该遵从的道德标准，那就是以艺术的方式促进当代文化的健康发展。在当代艺术的发源地，一些西方评论家常说，当代艺术是常新的。按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要人们不停地追赶艺术的新浪潮，更不是要人们卷入一浪高过一浪的新奇竞赛，而是要当代艺术家们将眼光投向自己生活的现实，直至提炼出具有文化意义的新艺术观念和个人化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虽然当代艺术不以传统绘画和雕塑，而是以观念来定义，但其远不是无标准的，更不是可以随意胡来的。其标准就体现在：首先，一件作品是否涉及到当代文化中的敏感问题；其次，一件作品是否深含着艺术家独特的个人体验；再其次，一件作品是否充满智慧地表达了新的观念。在这里，完全以出人头地作为既定目标去追求，就会使我们以极其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态度去投入创作。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陷入此种怪圈后，就算有人真的可以显赫一时，也不可能在艺术史与当代艺坛上生效。它仅仅是闹剧一场而已，不仅无助于我们创造具有当代文化价值的艺术，也无助于艺术家对个人价值的弘扬。我并不否认，每个艺术家都有“机会主义”的成分，否则他（她）就会失去必要的敏感度，最终像唐·吉诃德一样肩负着不切实际的文化使命感，让时代淘汰。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相对古典主义艺术家，现当代艺术家的机会主义因素在增加。传记《毕加索》中一些关于这位艺术术大师如何操作批评家、经纪人以及新闻记者的事例足以证明这一点。机会主义无限的膨胀，艺术家难免会异化为阴谋家。作为其结果，所谓当代艺术也会丧失它的人本属性，成为冒险家的智力游戏。正因为如此，我呼吁那些视当代艺术为闹剧的人必须对以往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 时尚的木马仍然在当代艺术的名利场上旋转，每一个严肃的当代艺术家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多一些使命感，少一些名利场的逻辑。在文章即将结尾的时候顺便强调一下，尽管那些伪当代艺术作品令我们反感之至，但我们决不能从整体上简单否定当代艺术本身。因为，这两者根本不是一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