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状况下谈论视觉艺术中的所谓“道德”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不是因为无话可说了，而是由于它已经消解在目前艺术活动中复杂的创作心态、行为动机、媒体化过程、制度环境、甚至个人知识结构以及对艺术观念的理解中，可谓原因诸多。所以，尽管我们谁都很清楚“道德”一词孤立的含义，但它在今天的艺术中几乎毫无意识，或不再成为一种作用力有效的约束，却是一个事实，并且有一个结果，至少同前面那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有关，这就是：当代的艺术，已经不再令人感动了。 我的想法是，与其讨论被悬置的“道德”，倒不如先从一两个相关的方面去说开。 比如，艺术的真实性。这当然不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而是意味着艺术在何种程度上，还能是一种真实的活动。艺术的真实创造与艺术家的真实状态，原本是艺术发挥其感人力量的起点，既让人看到艺术家独立而生动的创造气质，也使人感受到艺术的表达在精神空间中的无可替代。而如今，哪里在表白着艺术的纯粹，哪里就有可能掩盖着急功近利的焦渴：在当代艺术中，那些超越流俗的思考和方式，往往被偷换成了一种世俗目的的文化投机，而在传统型的艺术中，传承与创造，却被降格为一种混迹江湖、获取实利的托词。艺术的活动，在缺乏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之后，早已开始掺杂进来太多的谋略和腐蚀。虚假和矫饰，在艺术的过程中，逐渐使艺术变得贫弱和苍白，同时也使艺术仅仅成为了一种职业化的谋生手段。 当然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还在讲艺术的真实，在讲艺术是对现实情境的一种准确反应，并且觉得这不仅仅表现于视觉，更重要的，还来自内心的感觉和意识。但是，现在需要开始反思的是，越是那些“关注当下”的艺术，就越有可能为当下所疏远；越是艺术家们所认为触摸到的生活真实，就越是难以表明人们确切的生存状态，由此，艺术家们的自以为是，终究未能换来其作品与社会、与群体的关系，甚至反而使人们对各种艺术的名义不断地产生怀疑。这就自然避免不了艺术最终被社会抛向了日常意识形态的边缘。其中原因，恐怕不是简单地归咎于集体的“失语”或文化的沉沦就能解决的。 由此，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提出，这就是我们在艺术的“当代化”过程中对艺术本体的理解。逆反于传统艺术的某些依附性，艺术观念的迅速转变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本体化追求，尤其体现于艺术的语言和媒介特征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参照下的迅速变化。比如在相当的一个时期里，艺术家们对语言的“纯化”倾尽了所有的热情和兴趣。艺术的表现力和表现空间的确是迅速扩展了，但一往无前的视觉“革命”，却又使艺术陷入了自我群体和同仁的狭小空间。实际上，以个人的敏感摆弄语言和材料，并不意味着艺术本体的全部，而且技术也永远不仅仅只是技术本身，如果过于孤立地看待了艺术语言的自我发展，那么在对艺术原有价值和形态体系的颠覆之后，艺术就有可能导向时尚性的浅薄，而成为缺乏共同认知基础的个人游戏。 本体化的结果，没有使艺术在当代的社会文化中获得自己的“本体”，却又在“后现代”的刺激下消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希望回归于大众，希望看到艺术更为多样化的功能和更具有观念性的表达。在此，对艺术界限的判断就显示出了一个矛盾：艺术领域的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自由思想的活力的标志；但过度地泛滥为生活化的东西，艺术就只剩下一些说法，带来的就是关于艺术“终结”的质疑。通过思想鼓励艺术，这本来毋须置疑，对于那些困扰社会和人类的“问题”，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不能不思考和关怀的，但同时应该清楚的是：艺术，并不是最终解决那些问题的直接手段，而考虑恰当的反应方式，才是最为重要的。 时常回顾一下艺术在其原初的含义和目的，是很有必要的，尽管艺术家们目前关心得更多的仍然是“发展”，而不是反思。 比如在那些艺术的因素中，我们现在是否应该坦然地承认，追求审美的天性并不意味着庸俗化的出现，相反，作为艺术感人魅力的根源之一，它依然潜在着人的一种需要，不仅包含着芸芸众生的需要，同时也包括了艺术家的需要。我们能够肯定艺术是一种语言，而语言的功能则在于交流，这是没有问题的，正如杜夫海纳所曾经说过，艺术在一个朦胧点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驻足之地，在那里，语言依然能够抓住事物，而吸引人的正是自然。“自然”的含义，是真切和朴实，包含着某种共通性的原则，既尊重着个性，也希望人们能够在此相互理解和感动。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是人本的，而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当代艺术重建公共性的理由和价值。 艺术能否令人感动，自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但最基本的，是首先要让人产生乐于观看的兴趣。观众的层面显然有别，但艺术家通过他真实状态的工作，能够让他的作品真正地为更多的人所接触，并有所积极的反应，这是艺术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功能的个人行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责任，否则，艺术的各种当代性意义、功能、以及公共性、公共化制度等等的话题，都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