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行为的艺术，是依赖社会文明的价值系统而生效的。正如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社会文明一样，也不能想象一种脱离特定历史和生存文明的“纯艺术经验”。 艺术作为人对生存世界冥想、体验与超越的特殊活动形式，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赋予了作品不同的智慧内涵。古希腊艺术家成就了艺术理想美的巅峰；古典中国山水艺术之丘壑彰显了大地生灵的至尊品格……。当人类摆脱古代朴素的生活，以工业文明的技术力量征服自然、提升物质生活水平时，艺术却逐步放弃了对虚幻的“真”与“善”的显现追求，成为对生存现实中的不完美或丑恶现象宣泄情绪的形式；担当了个体通过艺术活动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语言形式表达独特见解、探索新创造的使命。如此，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艺术在总体上展示了一种重新审视传统和用各种方式实践新创造欲求的特征。 但，当这种欲求在自身游戏方式的陶醉中脱离生活现实时，艺术创造的智慧往往被一种脱离交流语境的“文化错位感”所取代。近年来在中国艺坛被关注的“行为艺术”及所谓“玩尸派”的出现，正是这种错位感的典型表征。 对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绘画、雕塑、戏剧等经典艺术样式来说，其创作智慧，是与该艺术样式在文化史中积淀的特殊符号意义与形式审美体系相联系的，从而在当代西方就有了抽象表现主义的“形象解构”，在中国就有了“笔墨问题”的争论。而作为后现代行为艺术所依托的创造逻辑，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综合利用艺术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的符号与意义系统，在艺术与生活的边缘处营造对惯常现象的新视角，从而启动一种反思习俗、反思文明的新体验。这是人类艺术走向新形态的一种重要现象，它要求艺术家具有全新的创作智慧。 那些专门在尸体上做文章的作品僭妄通过一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引起“震惊”和“反省”，却仅落得个“不干净”的反响，其同情者也认为：“对于行为艺术中‘身体艺术’的讨论目前还不具备基础背景知识”（朱青生：《这是现代艺术》，《美术》2001年第4期）。这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以观念艺术的创造逻辑，作品的意图就是以一种“生活情境的语言”唤起观众对生活情境自身的反省。但在实际上“不具备基础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这类作品的“生活语言态”不能唤起观众自觉向“艺术语言态”的升华体验；作者艺术创意所依据的文化逻辑与观众不能形成生存经验基础上的“交流生效”，这对于行为艺术来说，就失去了起码的意义。就像一幅不能引起观众欣赏幽默的漫画，反成为画得不像的“写生”。古典交响乐演奏者可以责备一位听众是领会“旋律结构”的外行，但行为艺术家却没有资格指责观众看不懂“行为中的艺术”，因为行为艺术创造的智慧点，就是用日常经验隐喻“非凡”的体验。除此之外，“不干净的行为”就是不干净的行为。 已有不少批评家提出对这类作品违反社会道德和丧失社会责任感的批评，我想说的是：作为当代艺术的创造智慧，要求全新的知识背景与生活敏感，而不仅仅是制造视觉的、生理的震撼效果。作为人类行为的艺术，总会在文明的价值系统中自动标示出内在智慧的等级。这一点可能普通观众不会去深究，但直觉的反应却又是最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