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最具深远影响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与西方世界的变化相似，科技与经济已经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这些因素不但影响着画家个人的艺术行为，也影响着艺术教育、艺术团体、艺术出版的走向。主流文化渠道之外形成了非主流文化渠道。由于油画艺术的西方文化背景，非主流渠道对画家个人往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作品接收方式的多样化并没有使艺术思想上的矛盾、冲突消减，自上而下的政治对艺术的控制相对减少，而市场对艺术的多重影响却逐渐增大。另一方面，当代文化的多元化使画家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全球化与民族化、现代与后现代、前卫与传统、雅与俗、个人心境与人文关怀……不同的画家以自己的作品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原有的绘画创作中心（如北京、浙江、四川、上海等地）之外，许多省区形成新的绘画创作中心。这种发展已成为新世纪中国绘画格局的重要特点。这种变化的积极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 艺术群体的消解和艺术潮流的淡化，并没有使当代画家分化为互不关联的个体，而是形成了一些不同流向的创作趋势。写实和非写实、主流和前卫这一类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概括当前中国油画的现实格局。油画家的思想信仰、文化渊源、艺术观念、生存方式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归属种种因素，虽然不像文学界和社科理论界那样壁垒分明，但在深层次上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画家的艺术走向。 一 “主旋律”的把握与理解 在油画创作上，“主旋律”的要求牵涉创作的各个层面，例如关注社会效应，体现政策导向，给观众健康、向上的印象等等。而在艺术圈外，人们往往把“主旋律”与绘画形式联系起来，一般是将绘画作品的“主旋律”化简为以通俗写实画法正面表现现实生活。这当然是对“主旋律”理解的简单化。但如果突破这种简单化的理解，随之而来的将是人言人殊的批评。关于中国画《玫瑰色的回忆》、油画《五角星》的争论说明，狭隘的意识形态批评会限制画家在“主旋律”方面的作为。 抗洪抢险斗争和纪念香港回归而组织的主题性美术作品创作，是近年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主题性绘画创作活动。从这两次活动中产生的作品，可以看到90年代“重大题材”创作的成功与不足。作者综合素养的限制使许多作品流于表面化。对庄严、昂扬的精神追求永远不会过时，但在数字化图象时代，仅仅再现某一事件的场面或历史人物的形象，已经不是绘画艺术的优势所在。从艺术创造的角度看，真正成功体现“主旋律”的创作基础，是对艺术上的“主旋律”（包括画家所选题材的“意义”）作深层次地、个性化地理解，体现“衡量事物的不同凡响的尺度和对人世的独立评价”（布克哈特语）。即使对现实人物（包括党政领导人）、现实事件的理解，也应该推进和发掘到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深度，而不止于就事论事。 除了以前称作“重大历史题材”之外，我们所处的时代还出现了不少新的“重大题材”。例如环境问题，它在全世界都已上升为政治问题，这是21世纪的现实。从新疆到广州的画家徐唯辛被严峻的环境问题所震动，他以城市人群面临酸雨侵袭为主题，以两年的时间创作了《酸雨》。类似的创作是王少伦的《水》，王少伦以写实手法描绘北方农民在水荒中的绝境。我赞同徐唯辛的看法：“绘画本体上的探索是有限的，内容题材的选择是有意义的，艺术家及作品对社会是负有责任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转折，往往会引起混乱、绝望和思想上的虚无主义倾向。而作为人类良知的文学艺术，应该让人们感受到“伟大的潜在的精神力量”。 第一个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身份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的挪威作家比昂松，提出向创作“健康而又高贵”的文学的作家致敬。他认为作家必须为自己的作品担负起“道德责任”，而“纯洁高贵的精神”是现代文学家最为缺少的东西。实际上，这不但是作品应有的精神，不但是画家应有的精神，也应该是批评家以及创作的组织者以及相关的各方面都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的时候，体现“健康而又高贵的精神”的作品才有可能出现并发挥相应的效益。 二 表现与幻想 中国传统绘画本来就具有突出的表现性，这使现代的中国艺术家在理念与艺术趣味上与表现主义灵犀相通。中国油画家整体性的从写实走向表现，始于80年代，起初它是对封闭画家个性、泛滥画坛的通俗写实样式的反抗，但很快就渗透到极其广泛的领域。人们认为近十年中国绘画不存在主流形态，但要从作品风格比例看，表现性风格占据了当代绘画的最大份额。 80年代的表现性倾向主要体现在对远离现实情境题材的偏爱和放弃严谨细致的写实技法方面。如对原始、神秘、朦胧、畸变的迷恋，对尽情堆砌、自由狂放画法的偏爱等等。在近年几次大型油画展上，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些新人新作都有类似的倾向。90年代以后，中国的表现性绘画出现了两种流向，我曾经将其概括为“放逸笔墨”和“歌哭人生”。90年代的中国画家受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影响较多，只有不太多的画家在形式的自由而又符合其逻辑的发展方面下功夫。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环境不可能使我们的画家成为德国式的表现主义者，于是许多表现性作品在激烈的绘画形式之下却是温和的思想。 袁运生和葛鹏仁的表现性风格对青年画家影响很大，在他们之后备受瞩目的是贾涤非。他强调艺术与艺术家“本性”的联系，认为画家是凭借本性、对生活的独特感知和对某种表现材料的偏爱，自然地营造一种“真实幻觉”。这显然是表现主义者共有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