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女性一直是中外艺术家永恒不衰的创作题材。以描绘市井生活、民情风俗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浮世绘版画，与以驱邪祈福、吉庆欢乐为主要目的的中国木版年画中，自然也少不了美人画这一主题。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对它们做出比较将是一个有趣而又有意义的课题。 浮世绘与桃花坞年画今日之式微 人类发展至今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类：文本(text)的历史与图像(image)的历史。而对某一个案的研究，亦可称之为对某一“本文”的研究。我们对某一特定“本文”的研究，势必涉及到其“处境”。德文中有一个用于文献分析的术语，叫“生活中的位置”(sitz im Leben)也就是“本文”的各种历史条件和背景；没有对它的足够注意，对“本文”的理解也就只能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误读。 浮世绘的“处境”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桃花坞年画的“处境”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江南。离开了它们的“处境”，也就离开了它们生长、繁荣的土壤。 在今天的日本东京，城市中来来往往的人流，形形色色的装扮，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走在涩谷街头，时尚的日本青年，有多少人还会和江户时代的同龄人一样热爱浮世绘版画呢？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今天的日本，浮世绘版画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流行，而是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成为到日本的外国游客所钟爱的收藏。 早在辛亥革命之后，新兴的上海石印年画流通市上，桃花坞年画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市场。发展至今的中国社会，传统的风俗习惯正在一点一点地淡出人们的生活。一年一度，新桃换旧符，张贴年画祈福消灾的习俗在城市中几乎销声匿迹。即便是在农村，大幅的彩色明星像也早已占据了张贴年画的位置。 中国与日本，同样在近代被西方国家打开了大门。不论以后各自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传统文化所对应的文化框架已经缺失，这使得传统艺术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具体的对应物，只在小范围的一块“保留地”里，被当作标本一样收藏和小心呵护，却再也无法期盼它们的昔日重来。譬如日本的浮世绘版画，譬如中国的桃花坞年画…… 浮世绘与桃花坞年画昔日之辉煌 流行于民间的文化，往往较之精英文化更具有生命力；它们产生于民间，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受众广泛的通俗文化。它们浅显直白，更易唤起大众的情感体验，从而广泛传播，成长繁荣，直至在一个时期内达到高峰。它们要求创作者不断探索技术，兼具艺术家的手眼和商人的头脑，创作出适合大众口味而又不失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 1603年至1867年，是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时期。德川家康打败丰臣秀濑一派后在江户（今东京）建立政权，史称“江户时代”。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较为繁荣，社会安定，庶民生活富足，人心趋向享乐。江户新都市的营造，吸引了百工商贾，为满足各色人等的需要，戏院、妓院、酒馆、茶肆纷纷出现。市民们喜爱去戏院观赏歌舞伎表演；也喜爱看画师笔下的游女（艺妓）和名伶演员。这种新兴的风俗，成为画师笔下的时代性主题。
铃木春信 绘 浮世，指瞬息即逝的尘世、现世，原本写作“忧世”，是佛教对现世抱持忧虑的意思。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幕府统治下，封建等级制度森严，个人的思想行为均受到限制，即便有“忧世”之心，也无处可以诉说，任何人对于现实都无能为力，或多或少便有了浮世的享乐主义心理。浮世绘，也就是描绘浮世生活场景的绘画，就这样诞生在江户时代，并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的一种艺术样式。 自先秦时期起，中国的老百姓就有在新春到来之际张贴年画祈福的习俗。至明代后期，商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雕版印刷的繁荣，彩色套印技术的进步，更促进了年画的空前发展。到了清代，中国的木版年画达到了鼎盛时期。 苏州历史上是商业发达文化隆盛之地，画家云集，也是工艺美术和书籍雕版中心，画工和雕版相结合，创造了桃花坞年画。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的萌芽甚至出现在一些相当发达的手工业领域。中国的江南水乡，自古以来就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人民生活相对富足安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市民阶层队伍的壮大，他们在文化生活上的要求，带动了小说、戏曲、插图的发展，木版彩色套印技术的成熟，更直接推动了桃花坞年画的繁荣发展。
大首绘 歌麿 浮世绘美人画 浮世绘以描写市民生活为主，以美人、歌舞伎演员、风景为主要题材。其中美人画的地位尤为重要。由于美人画最易销售，即便以画风景著称的葛饰北斋和安藤广重仍然画了许多美人画。 日本人自称浮世绘是享乐“性”的绘画，美人画，就是浮世绘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