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78-2000新时期的多样表现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堪谓思想解放的先声。是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高度评价了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意味着极“左”政治路线的终结和新时期的开始。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则在文艺界揭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祝辞》明确地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注：转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2版，北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画和整个国家同步地进入了反思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被称为新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又一段最好的时期。 （一）中国画的复苏 1977年，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成立，为挽救中国画开始做出努力。进入新时期，“文革”中被砸烂的美协、美术馆、美术学院、画院纷纷恢复了工作，中国画研究院亦在筹备之中，各地新成立的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有百废待兴之势。其中最令人欢欣的是“文革”期间受到批判的画家纷纷得以平反昭雪，中国画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陈子庄、黄秋园等被埋没的画家开始被社会认可。一批画坛的老寿星珍惜寸阴，大器晚成，于此期间跃上了自己艺术最盛的峰头。这许多老画家正是在新时期完成了自己个性的塑造，或以传统的深度见长，或以思维的解放领先，正是他们的新成就代表了中国画老树春风催新花的形势。 中国画的复苏，更重要的是表现于艺术思想的解放，艺术家的个性风格得到畅快的表现，艺术的形式美和笔墨技巧的新探索得以空前的自由发挥。在1979年的第五届全国美展、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一批优秀作品的产生，显示了中国画复兴的景象和对创新的渴求。 （二）中国画前途的第三次论争 1985年，“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出现了一批艺术构想超越现实主义思维框架的作品，却仍然保持着青年人的思想、朝气及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但另有一种青年美术思潮，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参照系，试图反叛既有的艺术秩序，当时被称为“八五美术运动”。如果说中国美术在“文革”前以印象派为界河与西方艺术相对立，在80年代之初已改为以抽象派为界河了，并有“抽象美”及中国画的抽象趋势论的讨论。其后又有“反传统”说及中国画“危机”说、“穷途末日”说，认为“中国画只能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绘画的保留画种而存在”，其前途在于创造“中国画系统无法容纳”的“现代中国绘画”。（注：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江苏画刊》1985年第7期，南京。）一石激起千层浪，从而引发了20世纪中国画前途的第三次论争。 这是一轮新的百家争鸣，虽然是旧话重提，但由于环境的变化而有新的内涵。但许多人往往忽视了这新的内涵正来自足下中国的时空，改革开放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必然呼唤艺术的创造与革新，但也必然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正视这时空对中国艺术必然的促动和制约，方能获得思想和创造的自由和主体意识的发挥。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论争，但是大家遇到了一个共同的议题：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画的主潮怎样由它的古典形态实现向它自身的现代形态的转换。人们对此会有多种选择，并在各自不同的实验中接受社会的检验。论争体现了不同的审美趋向和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实践的深入与拓展却证实了空想与臆断的浮薄。 （三）主流形态的演化 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50年代以来，中国画在触及现实，贴近人生、自然和艺术构思，笔墨语言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种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作风形成了中国画在现代中国的主流形态，如人物画大多融会中西艺术造型语言，将人物置于某种情节或情境之中。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画的主流依然保持着贴近生活的传统，但却摆脱了图解时事、政策的局限，尤其人物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郭全忠的《万语千言》没有回避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精神伤痕，一洗“文革”期间神化领袖及假、大、空的作风，使人回到了人的时代。人性、人情不再是修正主义的表现，中国画中大量边疆风情、农村风情画的出现，适应了人们归真返璞、亲近人生的心理。历史画不再沿袭描写事件典型情节的图式，倾向于历史的思考和象征性的表现。如《太行铁壁》（王迎春、杨力舟）纪念碑的构思及相应的的雕塑感的追求，《生民——1885·旧金山·黄遵宪与华工》（赵奇）群像式的构图及其碑铭感，《矿工图组画》（周思聪，卢沉曾参与合作）、《上海，你早》（施大畏）、《历史的定格》（陈钰铭）、《南京大屠杀》（蔡玉水）时空错位及形象叠合手法的运用，《魂系山河》（李延声）事件、人物、象征性形象的组合，《曹雪芹》（王子武）、《李大钊、瞿秋白、萧红》（胡伟）、《爱国诗人陆游》（马振声）、《世纪智者》（冯远）、《惊雷·鲁迅先生小像》（韩国榛）呈现的肖像画的新图式，《走出巴颜喀拉》（李伯安）写实语言与大铺排的整体气氛节奏的营造，都可以看做现实主义人物画追求变革或强化现代感的实验。人物画的艺术语言在徐悲鸿、蒋兆和融合西画的基础上，分别朝向传统和西画两个极端走去，或如新浙派的吴山明、刘国辉等糅合了较多的文人山水、花鸟笔墨，或如辽宁画家王盛烈等进一步增加了写实素描般的皴擦，或强调抽象的线型结构的变化，或倾向于色彩情绪，或简笔泼墨，或工笔重彩，或没骨为之，或参用肌理，呈现出空前多样的格局，此即形式的解放，亦即思想的解放和个性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