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书法理论中，关于汉字的艺术素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哲学美学界的宿儒和书学界的俊彦已经提出了许多卓见，为我们积累了深厚的理论资源。笔者因为书史教学的需要，在有限的范围内阅读了一些文章，经过消化、思考，感到它仍有探讨的余地，于是不揣谫陋，草成此文，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大雅方家。 一、有关论点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是较早讨论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指出，汉字书写之所以成为艺术，取决于两点：一是毛笔，二是中国字起始是“象形的”。①对于第一点，几乎没有反对意见；而对于第二点，后来的专家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李泽厚、刘纲纪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认为：“作为指意的文字符号，它不可能是对所画物的一种具体逼真的描绘，而必须是抽象化、形式化、概括化和规范化的……这样创造出来的文字，一方面是一种指意的符号的创造，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抽象概括的方式表现了不同自然物的形式结构，使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渗入文字的形象之中。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它是文字，同时又是一种合乎美的形式规律的创造。这正是中国文字发展成为一种艺术的根本原因。”②这里重视的是其抽象性、形式规律的创造特征，显然，与宗先生的重视“象形”的观点是有所差异的。 聂振斌先生以为：“主要在于它的方块结构，每个字都有自己的独立意义，再加上书写工具是刚柔兼备的毛笔。方块结构主要由点线即横竖撇捺点钩挑等因素构成，每一个因素也有众多的写法，所以由点线组成的汉字一点也不呆板，完全符合多样而统一的形式美原则。”他还进一步比较说：“拼音字是线性的排列，视觉空间为一维，而方块汉字是平面结构，视觉空间为二维（隐含着三维性）。”他并且明确反对“象形”说，认为：“中国的书法艺术，不是借助文字的‘象形’而成，而是给了文字以新的形象——节奏、韵律的音乐美，形式结构的动态美，诗意文学的意境美，这一切组成了一幅人生自由的生命形象。”③ 刘涛、唐吟方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史幻灯片说明》中提出：“文字初始阶段的象形性质仍然顽强地制约着抽象的刻划符号，使早期的抽象符号这一极的发展保持在块状的结构形态中，不致走向线性文字一途；另一方面，抽象的刻划符号因其简约实用，它又制约着象形性，促使象形字在实用中不断省略状物的细节笔画，存其主干，将象形字导向线条化、符号化的轨道。这样的互为制导的矛盾过程，使方块状的汉字既是抽象的点线符号，又是丰富的结构形态。这一特点，也孕育出对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规定性：它是点线的艺术，形态上是块状的结构完形。” 这些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何看待其间存在的差异呢？ 二、象形的意义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汉字的象形性质到底作用何在？上述专家的意见，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一、宗白华先生，认为其作用是决定性的；二、李泽厚、刘纲纪、聂振斌先生，强调其形式结构，不由象形性立论（李、刘，但同时指出文字中已经渗入了自然实物的感性形式的美），或明确否认象形性的决定作用；三、刘涛、唐吟方先生，强调抽象性与象形性的相互制约。 从世界范围来看，早期文字都具备象形性，如古埃及文字、巴比伦文字等，但它们却没有孕育出书法艺术来。由此浅显的现象，似乎可以得出比较明显的答案——象形性不是书法艺术性的决定因素。 然而，问题又决非如此简单。 可以这样认为，象形性仍然是基础、根源，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强调象形性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强调汉字是由象形逐步走向表意，而其它文字则从象形走向了表音。走向表意之后的汉字已非象形字，却与象形有着较表音文字密切得多的联系，象形字的许多特点，被表意的汉字所秉承，而这些特点，恰恰是汉字的艺术素质的基本方面。因此，象形性在汉字书写成为艺术的历程中远非可有可无。 一方面，正如李泽厚、刘纲纪先生所说，汉字“表现了不同自然物的形式结构，使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渗入文字的形象之中”。这话稍嫌抽象笼统。具体说，象形性在汉字发展的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素质。 在古文字阶段，尤其是小篆以前，汉字随体诘屈，“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以一种相对直观的形式存留于汉字的表象，宛然可抿，触目可识，即使远离千年，相隔万里，仍然无碍于理解。这种特点，容易使人们在阅读时产生对自然万象的美的联想，从而有可能越过文字字义而直接进入对其形式美的欣赏、玩味，并进一步提出在书写的表现自然美的要求——这可能就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理论常用比拟修辞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则不妨说，正是早期文字的象形性，培养了人们对于汉字的形式美及其内涵的认识能力，为后来进一步对汉字书写提出更高的艺术要求奠定了基础。 到隶楷文字阶段，象形因素大大削弱，汉字完全由点画构成，但并不能由此而完全否定象形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隶楷文字中，仍然可以体会到来自象形因素的内在支持。隶楷文字的许多造型，都是象形文字的合理演化结果，它本身仍然遵循象形文字的许多造型原则。 隶楷文字是表意的，但其“点线即横竖撇捺点钩挑”来自象形文字中描摹事物外形轮廓的线条，在象形阶段积累的对“不同自然物的形式结构”和“自然物的感性形式的美”的认识，并未消失，而是上升为对“合乎美的形式规律”的自觉运用，并体现在汉字的构成之中。隶书形体的横向开展，对左右对称的强调，波尾的极力纵逸，本身都有很高的内在艺术构思；楷书纵长的体势，本身也是经过长期的提炼、总结出来的最佳体势。它们的艺术性，不像古文字那么直观，但却比古文字处在更高的阶段——体现在对形式美规律的合理运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