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1)03-0037-05 “得眼林”故事画是敦煌壁画题材之一，别称“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画。现存有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北周第296窟二例，均绘于主室南壁，保存完整，具有很高的史料及艺术价值。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梵行品》、《大方便佛报恩经·慈品》中叙述了故事的内容：五百群贼抢劫作乱，国王派军征剿，群贼战败被俘，受剜眼酷刑，放逐山林呼救，佛以神通力吹雪山香药使群贼双眼复明，并为群贼现身说法，使五百盲贼皈依佛法、参禅入定、最后成佛。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画在西魏、北周时代的出现，和北魏后期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当时，河西受到农民起义的威胁，特别是瓜州城民张保杀刺史陈庆，晋昌人吕兴杀郡守郭肆，直接威胁到驻守瓜州的东阳王元荣的统治。他忧心忡忡地说：“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礼，于兹多载。”[1]因此，他大造佛窟，大写佛经，乞灵于宗教，希望“四方附化，恶贼退散”，以保安宁。 第285、296窟五百盲贼得眼故事画在内容及形式上有一些共同特点：均取横卷式连环画的表现形式；按时间顺序描绘了五百强盗与官军作战、被俘、受刑、佛为说法、皈依等场面；以山峦、树木作背景，突出五百强盗与官军作战以及被俘受刑的残酷情景；人物活动在行进途中逐步展示，建筑物和山石树木既是画面不同情节的分隔，又是联系全图的纽带，将故事情节巧妙地统一在一定的景物环境中。除此之外，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285窟为“大代大魏大统四年岁次戊午八月中旬”至“大代大魏大统五年五月廿一日造讫”[2][P114]，即西魏大统四年、五年（538、539年）前后绘制。由于西魏自文帝传至恭帝，仅二主23年便为周所篡，两朝更替很快。而且，从西魏初到北周亡的这四五十年间，中原的“秀骨清像”进入敦煌石窟，和直接来自龟兹石窟并与敦煌史地、宗教思潮及审美理想密切结合的西域式风格相互影响、融通，使得中原风格与西域风格一直并存，影响着莫高窟西魏至北周洞窟壁画的造型观念、绘画技巧及艺术风格。因此，莫高窟第285、296的“得眼林”图在风格上有极为相似之处。本文从南北朝的绘画美学思想入手，对“得眼林”壁画的置陈布势、形神刻画及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 绘有“五百强盗成佛”图的第285、296两窟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它以前的十六国、北朝所有洞窟画塑迥然不同。如果说，以前的画塑为浓厚的印度和西域风格的话，那么第285窟则是全新的中原风格，其中不乏有西域之风的遗存，但南壁的“得眼林”图基本是中原式的画法，可堪称之为莫高窟史上里程碑式的洞窟之一。 西魏至北周的壁画人物造型和绘画技法有两种风格：一种为地色涂土红，人物大多是半裸的形象，体格健硕，动作幅度较大，颜色对比强烈，用凹凸法晕染，强调身体的立体感，线条遒劲挺拔。这些方法来自西域，因此叫西域风格。另一种是中原式风格，以白粉为地色，上敷朱、紫、青、绿等色，色调清新明快，线描运笔疾速飘举，秀劲潇洒。人物身材修长，相貌清瘦，眉目疏朗，面带笑容，神情潇洒，佛和菩萨穿汉式褒衣博带服装，人物面部使用中原传统的面颊涂红色的晕染法，表示立体感。两种风格对比鲜明，是两种社会思潮、两种伦理道德、两种审美理想在宗教壁画中的反映。 西域式风格，主要来自龟兹石窟，并与敦煌的历史环境、宗教思潮和审美理想密切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儒家经典、道家文书和魏晋十六国的墓室壁画，都表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早已成为社会秩序的准则。作为外来的宗教艺术，其审美形象为适应当地风土人情、文化思想，也必然作一种转型。即由西域流行的印度式“丰乳、细腰、大臀”的裸体菩萨而代之为“非男非女”的菩萨、伎乐、飞天形象。早期壁画深受“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这类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具有敦煌本土色彩的西域式风格。 中原风格，是指始于顾恺之、戴逵，成于陆探微的“秀骨清像”一派南朝风格。魏晋南朝士大夫为追求通脱潇洒飘飘欲仙的生活，相竟以清瘦为美，老庄思想的崇尚清谈、隐逸之风盛行。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及山水画，都对故事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内容上，人的主题展现为要求与“道”——自然相同一；在形式上，文的自觉展现为要求用形象来谈玄论道和描绘景物。魏晋时期空前的大灾难、大悲残、大痛苦，使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摈弃了儒教，而投身于老庄、道佛，以求心灵的解脱。中国人精神从汉代的外向开拓，转向内在的精神追求。在审美意识上，则更进一步向主观精神、个体人格美的方向发展。宗炳说：“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超灵……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3][P207]即是将我之神投入山川而为山川之神，以主观精神涵盖自然的写照。在表现手法上，画家将故事情节放在一个广阔的空间展开，造成一种抒情写意的诗意境界。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即是如此。而在敦煌，来自中原的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内地的新画风于是随之传入。莫高窟第285、296窟的“得眼林”壁画中，主要运用的是中原式画法。毫无疑问，从顾恺之、宗炳、王微到谢赫、姚最，他们的美学思想影响着西魏、北周时期的敦煌。这在“得眼林”壁画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