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彩陶艺术整体观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陶瓷王国，中国也将陶瓷器物真正推进了艺术王国，而最先最集中地体现出艺术魅力的器物，当推彩陶。 从已知最早的大地湾、老官台文化遗址中的彩陶，到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中的彩陶，中国彩陶经历了几千年的从诞生、发展、繁荣、流变到衰落的漫长历史过程。在已发掘出的数以千计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有数以万计的彩陶碎片和美不胜收的彩陶器物。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7000余处，大多都有陶器遗存，其中有2000多处有彩陶或彩陶片，每处数量不等，但其总数可以万计。这些残缺的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不仅以个体形态的独异和纹饰的华美各具价值，而且在总体上构成了灿烂辉煌的艺术世界。如果说，气势恢宏的兵马俑给人震撼力，绵延万里的长城唤起崇高感，那么，彩陶所氤氲出的则是神秘感和形式美，是原始风采和远古神韵。中国彩陶之于中国艺术发展史，乃至整个人类艺术发展史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以数量的巨大、品类的丰富和时间跨度的久远而构成一个特殊的艺术天地，折射出先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状况，特别是艺术创造精神和美感意识的特征。 毫无疑问，人们对中国彩陶的研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于彩陶器形和纹饰的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对于彩陶所包含的意蕴的推测和考证等等，都有新的创获。近年来，彩陶进一步引起不同研究领域人们的关注，出现了可喜的现象。 然而，对于中国彩陶的研究，笔者认为，国内外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尤其是从艺术史和美学史的角度对其价值及其理论意义的探讨，与彩陶发掘已取得的成果极不相称。 在国内，从总体研究状况来说，对于彩陶艺术整体价值的把握要弱于对其具体考证，技术性的分析和个案的争议大大超过了对于中国彩陶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意义的探讨，而整体把握的薄弱又限制了具体研究水平的提高。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以前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是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专业的特点决定了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上的特点，决定了琐细的考证和对彩陶特殊个体的关注。但是，后起的一些彩陶艺术研究者，却没能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因此，彩陶艺术的研究仍然主要局限于具体纹饰图案的辨析和含义的猜测。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以前我国文艺理论界对于艺术本体论的轻视和在艺术发生学上的拘泥与“成见”，在艺术史上对于史前艺术研究的不足，致使彩陶艺术在这些至为重要的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意义未能被充分认识。缺乏宏阔的人类史和人类艺术史及中国艺术史作为研究背景，彩陶艺术整体的意义便难以被确定，中国彩陶往往被作为史前艺术理论的某些例证，而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未能把它视为代表了史前艺术的一个高峰。 在国际上，在人类艺术史著作中，中国彩陶是被艺术理论家所普遍轻视或忽略的一个艺术时代，这直接影响到对中国艺术和东方艺术历史发展过程和艺术特质的科学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许多艺术史（工艺美术发展史）著作中，在论及到人类艺术起源时，很少提到中国的彩陶艺术。艺术史家或着眼于欧洲的原始洞窟艺术、非洲的原始岩画，或不得已从现存的原始民族中推测人类远古艺术，而不了解或忽视灿烂辉煌的中国彩陶艺术的存在。从一个世纪前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到当代杰出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奇的《艺术发展史》、《象征图像》，巴赞的《艺术史》，《剑桥艺术史》等重要艺术理论著作，几乎都忽视了中国彩陶艺术。比如，当代著名的艺术史家、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巴赞在他的《艺术史》中，对中国艺术的描述就以青铜器为起点，把青铜器及其纹饰当作中国最原始的艺术，甚至当作中国艺术的源头，认为它的特点是“能在极端因袭的形式范围内将形象提高到象征性水平”。看来巴赞确实不明白在这之前中国彩陶所体现的另一种艺术风采，也没有条件观赏和研究中国大量彩陶艺术及其纹饰中所显现的中国人的原始精神情态，领略中国原始艺术的自由欢快健康的风格，欣赏那种无与伦比的美感。他在论及“中国艺术的演变”时，甚至得出结论说：“中国北方许多遗址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其螺旋形饰纹近似爱琴海地区和中欧的壶罐。这证实在新石器时代文明中存在着某种连续性。”（注：热尔曼·巴赞《艺术史》，刘明毅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第548页。）这一结论实际否认了中国彩陶的本土性，完全无视中国彩陶的丰富多彩及其发生发展史。我不认为这是巴赞的偏见，而相信是他对中国彩陶的陌生。巴赞视野上的局限和他对青铜器之前的中国原始艺术，特别是彩陶的忽略，对目之所及的青铜器的特质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原始艺术精神的把握。他的遗憾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艺术史》时，仍未能真正了解中国丰富灿烂的彩陶艺术，他忽略了中国彩陶，也就是忽略了长达几千年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时代，忽略了青铜时代前中国原始精神和艺术特质，更重要的是因此而难觅中国艺术的真正的源头。巴赞的遗憾和局限不是个人的，而是人类艺术史学界的。可以设想，假使这些艺术理论大师能真正掌握中国彩陶艺术的状况，他们对于原始艺术及人类艺术起源的研究一定会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人类原始艺术史和工艺美术史应该改写。 弥补这种遗憾，突破这种局限，重新认识中国彩陶的艺术价值，是艺术理论界，首先是我们中国艺术理论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重识中国彩陶艺术价值，就是要从整体上重新领略原始风采，体悟远古神韵，对于中国彩陶所蕴涵的艺术精神给予新的评估和阐述。在这里可以借用郭沫若关于历史与历史剧关系的论述，说明彩陶发掘和考古研究与彩陶艺术研究的关系。作为考古对象的彩陶研究，应“力求其真实而不怕伤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实”，务求其精确、科学，实事求是，从中发掘历史精神，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作为艺术研究对象的彩陶，则应“务求其完整”，这种“完整”是指对彩陶艺术精神的整体把握，在注重具体微观考证的同时，不应过于拘泥于对于局部问题的夸大和纠缠而忘记了它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失事求似”也许有助于接近彩陶作为原始艺术的本来面目，有助于当代研究者与原始先民艺术心灵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