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西润中 兼容并蓄

——百年中国画回眸

作 者:

作者简介:
潘风全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厦门大学美术系国画副教授

原文出处:
美术界:新世纪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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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中国画,无论是作品表现形式还是风格面貌都已突破了传统的单一模式,朝着更为活跃的多样化艺术表现格局迈进。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中国画变革,画家们运用和借鉴西画的观念和技法,兼容并蓄,给中国画注入一股新的表现活力。人物山水花鸟画均展现出无比广阔的表现空间,从改革旧有的表现形式到日益成熟起来,它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比较生硬到比较从容的发展过程。今天,一个别开生面充满了生机活力的现代中国画格局能得以形成,主要反映在这三个方面:加强造型表现力来提高人物画的艺术水平、注重艺术形式的构造以求画面多变、扩大色彩表现领域以弱化墨的主体意识。

      一、人物画造型表现力的加强

      传统的气韵表现、笔墨运用这一系列艺术表现程式,是构成中国画艺术准则、核心所在,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在无不强调主观意识超越于物象之外去表现人的情感、气质之下,“以神写形”成了衡量人物画艺术表现高低的标准,一方面它强调了人的神态、气质、性格超越性,却带有模糊性;一方面它可以忽略人物形态的准确生动性,难免片面性,这种不健全的审美标准在梁楷的《太白行吟图》可见一斑,这种舍弃了诸多因素所谓的有利于传神的表现方法,看似主观能动不为形所拘却也容易产生种种概念化雷同化的弊病,那么使形无所具也就谈不上如何如何的传神了,长期以来,这种重神轻形的理论,似是而非的情状给人物画的表现带来种种的困惑。

      人物画不同于山水花鸟画最大的地方在于,它所具有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在于人类情感思维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不从艺术角度将人物造型研究得透彻,就谈不上如何真实地、深刻地、艺术地反映人类生活与时代精神,更谈不上“助人伦、成教化”。

      如果说对神态的生动刻画是表现人物画的最终目的之一,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只有对所造之型熟悉到“庖丁解牛”的程度,才有可能把那处于转瞬即逝的丰富神情给予充分准确或惟妙惟肖的表现。但是只要我们透过传统人物画这段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由于封建社会的人伦道德的桎梏、人欲需求的淡化,人物画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并陷入萎靡不振的困境,远没有山水花鸟画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当然,从人物画史的一些代表作来看,如《韩熙载夜宴图》和《簪花仕女图》的设色艳丽工细,《仙人图》的用墨酣畅淋漓以及陈老莲高古奇赅的仕女画和任伯年俊逸飘洒的写意画风,传统的优势在于以线与平面的结合作为表现语言。今天看来,这一切对于表现各种题材和画面远已不够,细究其因,正是缺少如西画将解剖、结构的知识作为研究人物画艺术的这一环节。西方的造型观念着重建立在形之为体的有机结构和它的三度空间透视关系上面,然后才有光影之类的表达空间感和立体感的写实手法。如《蒙娜丽莎》、《夜巡》、《希阿岛的屠杀》以及晚于西方油画发展起来的俄罗斯巡回画派的《伏尔加纤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在这些久负盛名的作品中,我们不难领略到其撼人心灵的艺术表现魅力,相对于我们传统人物画的柔弱、纤巧和虚空的审美现象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20世纪多画体的出现,使画坛逐渐走出独尊文人画体系的局面,也给擅于借鉴学习的人物画家们提供了新的机运和条件。本世纪40年代,蒋兆和先生《流民图》的出现,才使人耳目一新。它的成功之处在于,画面笔墨的处理显得格外朴素,一切都让位于对一百来个活生生形象具体又深入性的刻画塑造,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是一幅幅饥饿、疾痛、死亡、轰炸的惨象,这一切都被画家通过运用西画对结构比例的准确传达以及形象塑造上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形具而神生”的艺术效果,加深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感染力,显然同“以神写形”的传统造型特点是截然不同的。蒋兆和先生将生活中的大量形象集中起来,赤裸裸地展示给人们看,这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处理手法,避免了形象雷同“千人一面”的局限。《流民图》形象塑造上富于雕塑般的体感完全不同于传统以书写人味的飘逸式的造型特点(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借助西画的表现形式,可以弥补中国画传统表现手法的不足。这正是《流民图》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人物画创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所在,那就是当代中国人物画必须以吸收西画写实造型的这一表现手法来加以完善,使久陷于衰微困惑中的人物画,可望再创一个新的局面。

      正是这种对结构的深入剖析作为体积空间关系的塑造和处理造型的依据,才有了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再现具体事物的写实手法,才有了本世纪中国人物画波澜壮阔的发展态势。如我们所熟知的《祖孙四代》、《广阔天地》、《人民与总理》以及新浙派人物画作品等,都是在“吸收西画的技法、观念,被西画所激励、启发”(注:水天中:《现代中国人物画刍议》,转引自《中国画》第60期,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8月,第7页。)的背景下,将传统笔墨的特点融合一起的结果。

      总之,通过向西方造型艺术的学习,有助于拓宽造型表现的空间,题材视域的拓宽,形式构成表现力的加强,则有助于造型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营造斑斓纷呈的艺术长廊。于是各种风格和方法层出不穷;强化用线的勾勒,用块面的塑造,或有意味的错位,重新分割组合,线与面的平涂皴擦,等等,反映了当今人物画创作中画家个人的艺术愿望、审美追求以及娴熟的技巧运用,一改过去传统单一、促弱的弊端,同时也是对长期所流行概念化、程式化模式的唾弃,对清一色的柔弱作态、迷惘空虚画风的矫正。这一切还解决了许多前人没有碰到的问题。即以一种式样表现多种题材,或不同的式样表现同一题材,根据不同的作品作不同艺术处理的灵活性和多重性。使得当今人物画家可以随心所欲地驰骋在人物画这块广阔无垠的疆域。毋庸置疑,20世纪人物画的表现能有这样长驱直入的发展,有这样空前大好的形势,都是不同程度地受到素描、速写的影响,才有“尚形、尚法、尚势或尚趣”(注:刘国辉:《水墨人物画探》,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香港心源美术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第16页。)的种种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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