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悠久历史相适应，中国古代的诗论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诗学资料可资利用，或以之了解其时的诗歌创作情况，或以之建构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在提倡古代文论创造性转化的今天，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古今言说路径的深层差异，确是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所谓古代诗学研究中古今言说路径的深层差异，是指古人言说方式与今人对其解读方式的错位。这一差异的适当化解是建构当代理论视野中的古代诗学理论体系，完成古代诗学理论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可惜这一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差异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由此产生了一些值得深思的误区。本文即以钟嵘《诗品》研究中“滋味说”的肯定与否定为例，谈谈对古今诗学理论言说路径差异的认识，以期对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分上、中、下三品品评汉魏以至齐梁优秀五言诗人的诗作。在《序言》及具体诗作的品评中，钟嵘使用了一些较有系统的观念，表现出他的理论旨趣，引起了今人的重视。以“滋味”品诗即其中尤为显著者。《诗品》提及诗味的地方计有5处，其中，《序言》中有3处，一处为评永嘉玄言诗时所言：“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一处为评五言诗之长处：“(五言)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另一处为言赋、比、兴三义：“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①正文部分评述历代诗人时，仅有2处使用了味。一处为评魏侍中应璩诗：“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一处为评晋黄门郎张协诗：“词彩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上述5处，有2处味字作名词用，意思相近于今日所说的诗美，即诗所具有的文质结合、兴味深远的美学品格。有3处味字作动词用，意思相近于今日所说的欣赏、品评。在古代以注解为主的《诗品》研究语境中，《诗品》以“滋味”评诗并未引起什么特别的重视。但到了现当代关注理论体系的《诗品》研究语境中，“滋味”竟然成为钟嵘诗歌理论的关键。逐步出现了所谓的“滋味说”。 肯定钟嵘《诗品》以“滋味说”为理论核心，认可“滋味说”实有其事的研究，大概始于罗根泽先生，初步成型于吴调公先生，后光大于李传龙、郁源诸先生，直至今日，仍不时可以见到相近观点的学术论文面世。①综观“滋味说”研究的论文，大都具有以下两大特点：(1)缺少对钟嵘论诗味的合实分析，大都由《序言》和正文中有关“味”字的话，直接推出钟嵘论诗以滋味为主的结论，并将其作为进一步进行理论展开的前提。(2)在论述过程中常常本着当代诗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对钟嵘的诗学观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且未有较明确的说明。比如，郁源先生的《钟嵘<诗品>滋味解》一文云：“钟嵘从文学进化的历史观出发，认为五言诗在形式上比四言诗灵活，更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生动具体地描写事物，所以‘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不但提出了‘滋味说’，而且论述了‘滋味说’的构成和由来，形成了以‘滋味说’为中心的创作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便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中略)。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诗歌滋味第二方面的因素(中略)。‘风力’和‘丹采’的统一，是构成诗歌‘滋味’的第三方面因素。”这样的说法和钟嵘论诗实际到底有几多可以吻合，颇耐人深思。很显然，“滋味说”的肯定者是沿着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偏重理论体系的言说路径，尽可能在古代的诗学著作中寻找对应路径，把一些联系并不紧密的理论条理化为系统的理论，而且对古今言说路径的差异未作细致、深入的比照和明确的说明。这就为“滋味说”否定者提供了反思的可能。 否定钟嵘《诗品》存在“滋味说”的论者针对的正是上述“滋味说”肯定论者以今例古，无视古今诗学言说路径差异的缺点。他们着重研究古代诗学言说路径与今不同的特点，指出从《诗品》的文本看，钟嵘并没有提出什么“滋味说”。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日本的清水凯夫先生。他认为，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有关“滋味说”研究的论文多人云亦云，研究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他认为，倘若《诗品》真的是提倡“滋味说”，并把“滋味”作为评诗的标准，那仅用《序言》中的“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一句话，是很难证实这一点的。“滋味说”的坚持者至少应当从上、中、下三品的评语上说明钟嵘具体在何处和怎样展开“滋味说”的，以归纳出“滋味说”实有其事。而从《诗品》的具体品评看，钟嵘使用“滋味”的频率并不高，很难说他对“滋味”有很明确的意识。[1]看得出，清水凯夫先生是用西方的理论学说模式来要求中国古代诗学，在他意识的深层，大概认为既然是用西方的言说路径来解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那就应当做到名副其实。说其有系统的学说，当有其系统的标志——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及理论主线。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不太关注的。由此，“滋味说”的否定论者实际上断绝了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可能性。 二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诗品》研究中有关“滋味说”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的尖锐对立呢? 笔者的总体看法是，肯定论者所重视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应当立足当代视野的路径，自有他的价值，不宜完全否定。但是其完全忽视古代诗学言说路径特点的倾向是应当予以纠正的，不只如此，他们的当代理论视野也失之简单、僵化，有待更进一步地拓展。否定论者在指陈肯定论者以今例古的弊端时是犀利的，但他们彻底否定对古代诗学言说路径进行当代阐释的做法无疑也是片面的。 首先来看一下肯定论者研究路径的合理性及欠缺。自近代西方文论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明显分成两大流派，其一重在对古代文论的经典著作进行原意的追寻，此派研究者多从事于古代文论的注释与翻译，或者是对其理论的含义进行简单的释疑、辨惑；其二重在对古代文论中适合当代文论需要的部分进行挖掘，此派人士多将古代文论的部分内容印证当代文论，或者用当代的理论建构方法去解读古代的文论。在当代以论带史，注重历史实用性的学术环境中，前一种方法多被视为缺少创造性，不为人重，而后一种方法则得到突出的应用。就其实质而言，后一种方法实际上是用当代的言说路径规范古代的言说路径。如果古今诗学的言说路径恰相对应的话，这样的研究确实能够收到古为今用，启迪今人的效果；但如果古今诗学言说路径恰恰错位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多半只能厚诬古人、无助于今。回顾建国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过程，可以发现，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古代文论的价值，他们多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偏重古今诗学言说路径的对应，而忽视古今诗学言说路径的错位。以今说古的得失大概都集中在这里。建国以来，我们的文论研究最先盛行的是苏联模式，其时，古代文论的研究不被重视，文学理论的民族化建设很少人论。时至60年代，民族化口号提出，古代文论研究始复受到重视。但受当时文学理论模式的影响，古代文论的研究多局限于人民性、两结合之类问题的讨论。文革十年荒芜。到八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在当代观念热、方法热的冲击下，在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下，又复燃盛势。但其时的不少理论阐发仍是用中国古代理论印证当代的理论热潮。50多年来，历史的具体情形固然不同，但基本思路却十分相似。这个基本思路就是用逻辑性、体系性极强的当代学术规范、西方理论模式来研究古代的诗学理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