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战略上讲，教育乃是一项整合社会、完善人类的长期工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教育就是须臾不可离的制度文化机制。尤其当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教育特显其重要。诸如目下人的素质低下，社会风气不良及生态环境恶化种种，无不与教育现状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其中又以社会道德教育更具有特殊意义。如果审视古代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颇可提供今日作为参考。 人类社会是文明积累的成果。人类自脱离自然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以文化的形式不断设计、调整和完善着自身及其社会。当一个自然人变为一个社会人之后，学习就成为人们进入和参与社会的必要行为。因为社会既是按一定的文化法则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么人们也只有学习和掌握这些文化法则，才能进入社会和适应各种社会文化关系。道德乃是诸种社会文化法则之一，如仁义礼智信等即是古代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总结出的交往关系法则。人们只有学会掌握它，在生活中遵行它，才能建立起必要的秩序，使社会的交往运作成为可能。如果人们之间不讲道德信义，那么，在人们之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行为关系，也就无法交往沟通，社会生活将因此而毁灭。因为至今尚无一个没有道德和全凭欺诈关系而建立起的社会，而且往往越是黑道社会，越需要彼此约定的信义原则才能使个人立足和实现集团交往。所以旧时代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市井光棍往往各以关羽的忠义互相期许。说到底，是为使彼此的交往关系有效而在建立相互认同的行为理念基础。所以，尽管每一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观，但绝不能没有道德。《吕氏春秋·当务》载跖之徒问“盗之道”，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是从强盗的理念角度对圣、勇、义、智、仁五德进行的解释，可谓之强盗的道德观体系。所以，尽可因阶级利益之异而导致道德有相对性的一面，但任何一个社会绝不能没有道德，尤其是社会公益道德。因为道德乃是人们行为被赋予认同意义不可或缺的社会价值体系，而社会公德则是每一社会兴衰存亡攸关的人际关系律法。总之，社会是依据特定的文化法则建立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其中包括道德。人们如果不通过学习掌握这些文化法则，就无法进入社会。这样，我们便相当于从道德的角度，审视了教育具有的重要社会意义。在现代社会，对教育的依赖更为深切。如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因而现代人若不通过学习掌握一些知识技能，他就可能被拒斥于现代文明之外。“知识经济”开始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殊不知知识产业的首要构成部门就是教育。教育将成为知识经济的中心，是个人和机构进步的工具。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毕生要不断通过学习充实自己，人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因此教育亟须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调整完善自己，使之能与现代社会同步前进。科技之外，现代社会的文明意识如法律及道德观念等，对现代教育也提出更高的期望值。如社会竞争日趋剧烈，导致利益分配关系日益复杂，这又决定了社会人际关系的协调难度。除去法律的裁判手段之外，道德的约束机制也极为重要。因而如何借助教育的方式，加强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使人们克让互利，和睦相处，以保证现代社会能在高速运作的节律关系中稳定有序，早已作为一大社会课题摆在人们面前。总之，教育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近代中国在最初接触到世界的现代化潮流时，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开始意识到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但不幸的是，一些先知先觉的认识没有被社会所立刻接受，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较多曲折。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前后同时开始，但中国只盯住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上，而日本则主要从教育入手。结果在甲午战争的较量中，中国失败。戊戌运动的维新志士认识到这点，于是主张从改革教育、培养人才入手，并首先提出废八股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大家试读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其中绝大部分讲的是教育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各项新政废除，但科举制没有恢复，京师大学堂也得以保留。仅这两项，已足使日后的中国受益无穷，因为它揭开中国教育史上新的一页。而且从梁启超到鲁迅，都认识到国民素质教育及国民精神教育的重要性，就是说，他们都意识到国民教育改造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于是教育问题，尤其是社会教育问题的重要性被提出来了。 其实在中国古代，就有社会道德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可资借鉴。较早在《尚书》中就已出现诸如“教”、“诰教”、“教告”等概念，这是政教合一制度下的社会教育观念。其中除《舜典》“教胄子”可理解为早期的贵族学校教育外，其他多与政令相对的教令劝勉有关，其宗旨则为借政治舆论引导力维护社会道德秩序。《泰誓上》有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此最高统治者的君、师合一身份，表明其时乃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此制度下，除发布政令作为社会秩序的强制性维护措施外，还需辅以必要的教令，从道德舆论上引导劝勉，形成政教互补、相辅相成的制度机制。如《吕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这是以德教辅刑罚。德教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五教，如《舜典》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言，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与五教相辅而行的是五刑，《大禹谟》有谓：“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总之，《尚书》中所谓“教”，可理解为主要与政令相辅而行的教令劝勉形式。推行教令的宗旨，基本是为配合当时的社会制度，倡导和维系必要的道德伦理秩序。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政教合一体制之下，出于统治策略上的需要，早已涉及到社会道德教育问题。此外，较早发展起来的周代教育制度比较全面而且典型，对后世也留下深远的影响，可资取鉴之处亦复不少。首先，其学校教育较为发达。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其为教，则国有大学、小学，自王世子、公卿大夫之子暨夫邦国所贡，乡遂所进贤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卫士庶子六军之士，亦皆辈作辈学，以德行道艺相切靡。乡遂则有乡学六，州学三十，党学百有五十，遂之属别如乡。盖郊甸之内，距王城不过二百里，其为学辜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学，尚不与此数。推之
县畺之公邑、采邑，远极于畿外邦国，其学盖十百倍蓰于是，无虑大数，九州之内意当有学数万，信乎教典之详，殆莫能尚矣。”[1]是周代的贵族及平民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其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于此可见。周代学校教育课目以礼乐道德为首。《周官·地官·保氏》掌六艺教国子，礼乐为六艺之首。学校之外，礼乐教育渗透到贵族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际关系中。由于贵族无时不在礼乐教育的熏陶濡染之中，因而它对周代社会秩序及伦理道德的维护作用，意义无法估量。《大戴礼记·盛德》：“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春秋祭祀之不绝，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馈养之道也。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也。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民尊上敬长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饰朝聘之礼也。凡斗辨生于相侵陵也，相侵陵生于长幼无序，而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饰乡饮酒之礼也。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饰昏礼享聘也。”按此所述主旨仍在以礼辅刑，但其中把礼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统治者有意以礼导民、防民作乱的谋略，揭示得很清楚。《礼记·经解》有一段类似的论述，其最后总结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即更加明确指出礼乐的深层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周代如此重视礼乐教育，一方面为了规范贵族自身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广大平民作道德示范，或者可以说，乃是把礼乐作为社会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在加以弘扬。周代又有所谓十二教，《周官·地官·大司徒》：“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此十二教实乃结合生活民俗及各种制度而进行的道德教化，或者说乃寓教化于统治之中的方法。其对象不仅包括平民，而且也应包括一些贵族，因而十二教所及应涉及其时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十二教的内容，则以礼乐制度为代表而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祭祀、乡约、婚姻、仪节、民俗、等级、刑罚、约誓、法度、职业、爵禄等等。可以说，十二教乃以礼乐为本，借助教化的形式规范全部社会生活。所以周代教育，学校教育只是其主干，而全方位的社会大教育，才是灌输礼乐文明的社会机制所在，因而周代教育是以全体社会成员与全部社会生活为目标的多层面、全方位的社会教育。这样，教育成为周室的立国之本。由于礼乐制度是周代教育制度的核心，礼乐化民传统也成为周代教育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教育文化遗产。《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在充分估价周代礼乐道德社会教育的基础上，指出教育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