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思维。高等学校历来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块重要阵地，特别是在当今人们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相互交错的形势下，努力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意义重大。本文仅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家国类比思维为例，在分析其历史渊源和非科学性的基础上，阐述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指出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中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更有利于大学生成为具有现代国家理念、民主观念和法治思想的公民。 一、家国类比思维及其历史渊源 所谓家国类比思维，即在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宣传工作中，教育者和宣传者每每论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时，习惯于将国家和家庭相提并论，进而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地比拟为家庭成员与家庭的关系，要求或希望个人像处理自己和家庭的关系那样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并以此培养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亲情意识，说明公民履行义务、遵守规范的合理性。 追溯家国类比思维的历史渊源，必须了解中国的国家起源。回到国家历史的源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之所以形成如此根深蒂固的家国类比思维，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思维习惯和思维对象的特殊性使然。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好用类比思维来说明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家和国不仅仅在许多表象上具有可以类推的相似性，而且从本质上看，国就是对家进行直接类推的产物。 首先，从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看，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学会运用类比思维来认识说明事物。据《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都，臣民不悦，盘庚就对他们讲“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于新邑，绍复先生之大业，底绥四方”（树木砍伐后可以生出新芽，废弃旧都，迁地新邑，同样是为了族类的繁荣、祖业的复兴）。有研究者指出，具有比较或推理性质即成熟形态的类比思维出现在春秋之后，在《孙子兵法》和《黄帝内经》中可以普遍见到运用类比思维阐释兵法和医道的表述。 第二，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起源来看，我国与西方国家起源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由家而国，家国一体。考察国家的历史源头，在西方文明史上，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是通过一系列的变革从而打破了旧的氏族统治的体系，用地域性的国家代替了血缘性的氏族，用个人本位的社会代替家族本位的氏族，从而用政治性的国家代替了家族式的血缘统治。而我国上古社会的历史记述和神话传说表明，我国先民跨入阶级社会门槛的途径是由氏族首领逐渐转化为奴隶主贵族，以后又由家族奴隶制发展成为宗族奴隶制，并建立了“家邦”式的国家，而不象雅典和罗马那样由家族奴隶制转化为劳动奴隶制，随之建立起“城邦”式国家。由于中国是由家族走向国家，故而形成了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的家国一体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在血缘文化中，“家”与“国”这两个本来迥然不同甚至在组织结构原则上相互反对的社会形式，便融为一体并合而为一了。“家”成为“国”的原型和母体，“国”变为“家”的扩充与放大。“国”的结构原理便是“家”的结构原理的延伸。 以上我们通过对中国思维发展史和国家发展史两个源头的简要回顾，追溯了中国家国类比思维的历史渊源。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印象，家国类比思维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形式是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共生的连体婴儿。随着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独树一帜的广泛影响，使得家国类比思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代，不仅在解释家国一体的天然合理性方面发挥到了极至，而且在训导我们的先民“人化”（即社会化）方面也起着不容争辩也无需争辩的主导作用。生活在家国一体封建时代的每个人都必须以家为出发点，去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否则就是社会的“逆子二臣”。然而，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家国类比思维并未伴随着封建宗法制国家的终结而退出人们思维的舞台，相反搭上了新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这辆时髦的列车，任意驰骋在尚有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中国思想大地上，并在不少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的宣传教育表述中获得了新生。如，“父母官”之说、主人公仆说、大家小家说等等。 二、家国类比思维的非科学性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中国的传统家庭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概念的学科类属上来区分，一般来说，国家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家庭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其次同样作为社会组织，从起源上来看，家庭是由氏族纽带开始松散解体，多种多样的家庭形式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而现代政治学中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更多地是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从被恩格斯称为“最纯粹、最典型”的雅典国家的起源来看，国家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从同样被恩格斯给予高度关注的罗马国家的产生来看，是在“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在西方政治学家的观点中，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契约论对国家起源解释的合理性一面。可以认为，国家也是一种契约的产物。人民作为契约的一方，以受到国家对其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保护为前提，放弃部分的自由。马克思曾经谈到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社会、物的依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这第三阶段的实质是社会契约的阶段。另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最后，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价作结语：“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力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其实这也反映了社会契约的观念。但无论怎么讲，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家庭在起源问题上是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关联。其三、从国家的本质、功能上看，也与家庭有着显然的区别。婚姻是家庭的本质。“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家庭的主要功能是性爱、生育、教育、感情、保障、经济。而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国家有维护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和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等多项功能。最后，国家和家庭调整内部关系的手段不同。国家调整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的关系主要依靠法律的手段；而家庭调整家庭内部成员关系主要依靠道德和伦理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