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党务工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是复杂而深刻的，然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研究远远没有跟上。我想，大胆吸收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新的视角探究政工问题，给实践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借鉴与参考。下面，笔者从文化学角度就有关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简称“政工主体”）的两个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关于政工主体文化背景阻碍问题 所谓政工主体文化背景是指政工主体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所面临的涵盖整个社会或社区的文化氛围，旨趣与时尚。这种背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我们在探讨政工主体问题时不容韬晦、避而不涉的一个问题。研究表明，近代以后，在文化领域出现了昭彰显明的偏颇性倾斜：文化衍变中的工具化和实用化（或反人文精神化）。此种态势于今表现尤烈，大家感受颇深。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种评判：从世界范围看，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化断裂、变迁与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关于本质、整体、历史、现实……种种以语言构造的神话或大叙述（“大说”）的解体，语言杂多、众声喧哗、多极多元、小叙述（“小说”）的鼎盛。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西方／非西方、文化／商品的二元对立日益模糊含混，在对立、碰撞、冲突间又互相渗透、交流与对话。[1]本来，作为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的狭义文化系统，其本质是在实有的实物、心态和行为中区分出善恶、是非、美丑来，以便使人有所遵循、“自由”适度。但我国方方面面的文化生力军所吹奏的主旋律不够强劲、鲜明，时或跑调蛊惑，整个文化有鄙俗化之嫌。就我国市场经济而论，还很不规则，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需求在社会庞大的需求体系中起着基础性支配作用。毫无疑问，文化选择上的工具化与实用化日显，必将使金钱崇拜、物欲横流，醉心于官能刺激与骄奢淫逸的鄙俗文化现象甚为猖獗。再就是社会转型期间的分配不公现象、权力腐化现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忧，令社会整合困难，其文化负效应不可估量，已成为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最难预测的未知数。倘若从政工主体文化背景这一角度看，无疑是一种阻障，一种挑战。 众所周知，自近代启蒙以来就存在两种启蒙精神。一种是以人类精神价值的创造和确立为旨归，力图改变人类的“非自由”状态而向理想之境迈进的“人文理性”（请注意，我说的始终是“人文理性”，而不是“文人理性”）；一种是使人陷入计算、规范、以度量厘定世界并驯服自然的“工具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表现为对自由、理性、社会公正和自然秩序的追求）为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所扭裂损毁，一种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工具理性”正恣肆跋扈，以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为唯一标准对“人文理性”大加挞伐，摈弃或割裂那不易尺度化的“人文理性”，垄断着人类生活和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并造成技术统治的非人化倾向，从而使人类以内在精神的沉沦与萎缩去换取外在物质财富的丰富。这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很明显，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也已露端倪。我们看到，科技理性的一味膨胀与文化工业的商品化逻辑，分别从两方面浸渍着人文理性的地盘，造成现代人有丰富“知识”，却缺乏领悟人生意义的“智慧”和应付现代复杂情况所需的整体性思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同：中国进入本世纪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工具理性”日显，与“人文理性”分裂，并进而压灭“人文理性”，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及其实践品性虽也有生成的一面，但总体处在被遮蔽乃至失落的状态。值得关注的是，在波谲云诡的经济大潮的热烈喧腾中，文化领域的这一偏斜趋势尚未得到有力之扼制，使得包括政工者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精神传播者感到自己在讲授人的尊严、精神价值、文化的神圣性的时候，一丝或大或小的精神的窘迫与尴尬乃至虚脱感不禁袭上心头，似乎自己已站在了“社会的边缘”，难以有效地干预社会，力主乾坤。有些“识时务者”纷纷改弦易辙，放弃塑造人类灵魂的神圣职责，甚至号召大家去“躲避崇高”，并对人文精神价值进行玩世不恭的调侃、亵渎与诋毁，与庸俗的文化市场相和相媚，认为社会目前物化得还不够，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得如此。因而，承负着“灵魂工程师”职责的政工主体势必面临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氛围、旨趣、时尚。这无疑是政工主体文化背景阻障问题。 运笔至此，大概就有一个问题要被追问：“人文理性”是否必然与“工具理性”处于紧张、悖谬的关系状态？我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或者说应当避免的。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个对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关系是持唯物辩证发展观还是形而上学发展观的问题，也是一个恪守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的问题。因而，这个问题具有意识形态性。很显然，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事生产与经营，探索社会发展之路，其目的就是谋人民之幸福，通过“无产阶级解放”来实现“人类的解放”。毫无疑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由我们的无产阶级党性决定的，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他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因此，作为政工者，对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领域出现的“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紧张、悖谬的非常状态，应用犀利的眼光去剖析，积极地与我们的党和人民一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遏制与纠正此种态势的蔓延，而不是消沉糊涂、随波逐流。这不是对历史进程的粗暴干预，这恰恰是社会进步自身的内在要求。《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实质上，共产党人奋斗的目的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其追求的最高人文境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决不是“物役人”或“人役人”。我认为，作为政工主体自身，面对文化背景阻障问题，首先必须具备三种素质：一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炽烈的热情；二是对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神圣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三是冷静理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要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对现代性保持足够的反省能力。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不容易做到也得竭力做到，因为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共产主义的事业，这是没有丝毫商讨的余地的。 另外，还应该指出，我们在看到政工主体文化背景阻碍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密切关注，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拓性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梯次推进，在“经济关系”层面上可能或正在引发的思想政治工作阻障问题。国内学术界已经对此有所涉猎。这里笔者参阅了一些论者的研究成果，站在现代企业角度试作简要阐释，以此作为政工主体文化背景阻障问题的一个补充。 问题之一是，政工主体面对多元的产权关系，利益格局定位呈现多角色，与传统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单一利益格局大不一样。“通用性”少了，具体的是非标准不一，甚至截然相反（如关于人才流动问题的尖锐争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