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三国演义》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我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若干成果。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以来接连出版的四种《三国》整理本，它们是： 1.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2.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4.《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 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1版。 对这四种《三国》整理本，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沈本《三国演义》”，“迄今为止最好的《三国演义》版本”，“《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三国演义》研究的重大成果”。著名学者陈辽研究员认为：“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三国演义》版本中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最强的一个本子。”著名专家朱一玄教授指出：“版本研究，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几种《三国》整理本陆续问世，无疑是把《三国演义》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阶段。”日本著名学者、《三国演义》日文版翻译者立间祥介教授也表示：沈本《三国》的“注释也很周到，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诸种注释。今后我也打算参考您的注释，重新修改一下日文版《三国演义》。”如此充分的肯定，既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深受感动。对于一个艰苦跋涉的学者来说，这实在是最大的安慰！ 为什么要对《三国演义》进行整理？许多人还不太了解。十几年来，我自己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自1981年开始研究《三国》后，在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例如：历史上袁绍曾封邟乡侯，《演义》却误为“祁乡侯”，刘晔本来字“子扬”，《演义》却误为“子阳”；诸葛瞻官至行都护、卫将军，《演义》却误为“行军护卫将军”。象这类对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毫无益处的错误，有没有必要沿袭不改？我感到怀疑。到1985年1月，我和任昭坤同志合写《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将《演义》中的地理错误初步归纳为五种情况：(1)地名移位；(2)地名混位；(3)自相矛盾；(4)距离误差太大；(5)古今地名杂用。在此基础上，我们明确提出：“应该对《三国演义》加以认真的校理，整理出一种新的本子。”1986年与谭良啸同志合作编著《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一版，1993年11月增订版）时，对《演义》中的人物、情节作了大量考证，仅《人物》辞条就加了623条按语，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指出《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例如：《演义》说曹德是曹嵩之弟（第10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曹德为曹操之弟。”《演义》说曹宇是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宇系曹操之子，为曹操环夫人所生。”我还用按语说明，东汉末年有两个刘岱：一个是东莱牟平人，曾任兖州刺史，初平三年(192)被青州黄巾军杀死；一个是沛国人，系曹操部将，曾任司空长史，建安四年(199)奉命与王忠去徐州攻刘备。《演义》因二人名、字皆同，便将他们混为一谈，造成错误……通过这样一番扎实的工作，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我对《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的认识更加全面，越来越觉得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时代的需要，于是，我毅然开始了这一浩繁的工程。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片面重专著，轻整理的倾向。其实，整理一个好的版本，其价值决不亚于写一部专著，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某些专著。我自己曾有几部专著的写作计划，然而，把《三国》版本整理好，比之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广大读者、对研究事业的实际作用可能更大，其生命力也可能长久得多。对此，我义无反顾。 1990年2月，在南京参加有海峡两岸学者出席的“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期间，江苏古籍出版社盛情邀约我整理校理本《三国演义》。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促使我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 在校理过程中，我将自己的认识加以提炼深化，接连发表了两篇比较有份量的论文：《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载《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和《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前一篇论文，进一步分析了《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指出：“除了作者有意虚构的地名之外，对于书中几百个历史上实有的地名，由于作者的历史地理知识不足和传抄、刊刻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大量的地理错误。”这些错误大致可以归纳为八种： 1.政区概念错误。如“沛国谯郡人”（第1回），应为“沛国谯（县）人（东汉时王国与郡地位相当，不相统辖），“九郡四十二州”（第34回），应为“九郡四十二县”（东汉三国基本的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郡下辖县），等等。 2.大小地名混淆。如“兖州、濮阳已失”（第11回），应为“濮阳已失”（兖州共辖80县，濮阳仅为其中之一，二者不能并列），等等。 3.误用后代地名。如“河东解良人”（第1回），应为“河东解（县）人”（“解良”即“解梁”，系金代地名）；“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第2回），应为“往代郡”（“代州”系隋代地名），等等。 4.古今地名混用。如“定州中山府安喜县”（第2回），应为“冀州中山国安喜县”（“定州”系北魏地名，“中山府”系北宋地名，二者实为一地，“安喜”则系汉代县名），等等。 5.方位错乱。如“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第57回），应为“此去东南九百里”（此时刘备驻江陵，耒阳在其东南约九百里，原文大误），等等。 6.地名误植。指作品本应用甲地名，却误用了乙地名。如“（曹操往徐州攻吕布，）路近萧关”（第19回），应为“路近萧县”（萧县在今安徽萧县西北，曹操由许都往徐州需要路过，萧关则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距徐州极远），等等。 7.地名混位。指甲、乙两地本不相干，却被硬拉在一起。如“有一个山阳巨鹿人，姓李，名典”（第5回），应为“山阳巨野人”（“山阳”系郡名，属兖州；“巨鹿”亦系郡名，属冀州，不应拉在一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