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宋《诗经》学的根本分岐

      一、小引

      中国近世之前的《诗经》学以及整个经学，到宋时发生了重大变异，皮锡瑞称之为“经学变古时代” ①，今人称之为“新儒学”。对于汉宋《诗经》学的具体差异，古今学者做了大量比较探讨，在这方面我不能赞一词。我只是“立乎其大者”，以“以道制势”与“以道制欲”的不同指归，作为区划二者的大要，欲就此做一番不自量力的探本之论。

      “道”在这里指儒家之道。“道势冲突”、“以道制势”之类的观念与言论，先秦典籍中屡有所见，近些年来常为海内外学者所道及，对此我无异议，只是认为这主要是宋以前的思想取向。至于“以道制欲”，虽早在《礼记·乐记》中已有明言，但对于本文来说，则主要受启迪于朱熹《诗集传》：

      程子曰：人虽不能无欲，然当有以制之；无以制之，而惟欲之纵，则人道废而入于禽兽矣。以道制欲，则能顺命。

      这是对《鄘风·蝃》的发挥，显然指归于自我修养与克己功夫。《毛诗序》对此诗的理解是：“止奔也。卫文公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韩诗》则认为是“刺奔女也……诗人言蝃在东者，邪色乘阳，人君淫泆之征” ②。无论是美是刺，皆定向于“上政”的良窳隆汙；用之于现实政治，则意在“以道制势”，此不难思而得之。

      质言之，“以道制势”是汉代《诗经》学的价值取向，“以道制欲”是宋代《诗经》学的价值取向，这是二者的根本分歧，其他一些重要分岐大抵由此而来。

      二、经学与理学

      这种分岐，取决于二者所处的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

      儒家思想在汉代通称为经学期，在宋代通称为理学期。对于经学与理学的岐异，我以为可以二语概之，曰：经学所以经时务，理学所以理性情。或者换言之：经学重在“经世”，理学重在“治心”；经学侧重“外王”，理学侧重“内圣”。这倒并非我的创见，当代思想史家早有类似论述③。汉、宋《诗经》学作为汉、宋学术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作为汉代经学思想和宋代理学思想借以发挥的重要依托之一，自然也势必如此。

      汉承长期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和二世而亡的暴秦之后，追求修齐治平、“建无穷之基”，成为当世的急务。在中国古代，通经皆为致用，但时代不同，致用的方向亦异。汉人致用的方向是社会政治，致用的思想武器是“礼”。汉人之学，来自荀子，荀子之学，核心是“礼”。孔子言“礼”，落实于“仁”，所谓“克已复礼为仁”；荀子言“礼”，落实于“法”，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④。汉代正需要这样一种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纲纪与规范，故视“礼”为“其政之本” ⑤，认为“民之所以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非礼无以制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⑥。这些人际关系与秩序，相对于人的心灵而言，显然都是“身外之物”。汉代经学的指归除这种向外性外，还具有向上性的特点，即“礼”首先用以规范君主等“贵者”，因为他们是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与关键，具有不令而行的示范作用，犹如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说：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⑦

      这便是“以道制势”。用儒家之道（礼）制约君王的行为，防止他们权势的滥用。而对于《诗经》来说，共“以道制势”的方式是“谏”，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⑧。

      所谓汉、宋《诗经》学之异，当然指汉、宋学者对《诗经》的理解与解释之异。其实在汉、宋《诗经》学各自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汉儒解《诗》，有齐、鲁、韩、毛四家，各自为说，互不相下。《毛诗序》是《毛诗》的传人们对《诗经》的理解。其他三家是否也有如此系统的序文，已很难断言。但既然汉儒说经极重师法、家法，则必然也有各自的理解。就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出，三家之间，三家与《毛诗》之间，虽在具体篇章的理解与解释上有所歧异，但在体现共同的时代精神即“以道制势”方面，却是“其归一也”。这一点，与其质诸清人所辑的三家诗佚文⑨，反不如质诸《汉书》《后汉书》所载当时的奏疏对《诗经》的征引与运用（皆用三家义），看得更为明晰些。清程廷祚所说“汉儒言诗，不出美刺二端” ⑩，显然是通四家而言之的。因此，独传至今的《毛诗序》，可以大致代表汉人的理解。“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情性，以风其上”二语，可以说是《毛诗序》的精义，不仅体现出如上所论汉人以礼制势的思想取向，也体现出汉代文学思想中“诗”（情、情性）与“经”（礼义、风）的矛盾。至于各篇小序的以美刺解诗，更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宋代对《诗经》学的“变古”，正是由疑《序》发难。以疑《序》为核心的。

      与汉代经学相较，宋代理学具有向内性、向下性的特点。所谓向内性，指理学家将传统的通经致用的方向传到人们的内心世界。理学的最高范畴固然是“天理”，但却将“天理”安顿在人的心性之中，认为“性即理”、“心即理”，不假外求，非由外得。这是有异于汉代的新的“天人合一”。由此出发，理学十分强调“内省”、“自反”、“反求诸已”、“求其放心”等等，将汉儒的经世之学变为治心之学，将追求外王转为追求内圣。这固然远绍先秦的思孟学统，却更直接受佛教禅宗的影响。早在六朝，佛教便有“内学”、“治心”之称，而与儒家经学相对举，如《弘明集》记载：“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奥区，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其同时代人颜延之《庭诰》云：“崇佛者本于神教，故以治心为先。”佛学发展到禅宗后，更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佛学真正为儒学所吸收融合，逐渐发展为儒表佛里的心性之学即理学，大致是由中唐韩愈、李翱等开其端绪。理学也是“以治心为先”，形成其最核心的口号“存理去欲”。“存理去欲”也便是“以道制欲”。汉儒的“以道制势”是针对君主和一切权势者的，已如上述。“以道制欲”的对家则广泛得多，主要针对众生特别是士子而言，意在从根本上改造人心，为人们指出一条“成圣之路”。这便是理学的向下性。这种向下性引发出《诗经》学一系列问题的下移──《诗三百》作者的下移，读者的下移，传释者的下移。